我曾写过一个小说，题为《田教授家的２８个保姆》。保姆这个女性群体，挺复杂的。前几年，我参加澳大利亚领馆的若干文化活动时，到他们的居所去，总能见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国阿姨，迎送客人、端茶递凳，仪礼规范且不说，还能讲得不错的英语交际口语，下厨做出来的点心，更是不比宾馆西餐厅差。只不过像这样的“特长生”，为数极少，在保姆群体中，算得上是金字塔上的那个尖顶儿了。当然还有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月嫂”、“陪护”等，人数比例也很小，因为这需要有相当层次的文化基础，否则连跨入那可以取得证书的培训之门也难。而组成保姆群庞大塔基的，则是以千万计的劳动大姐。她们勤劳，聪明，能干，但是因为幼时没有接受到最起码的教育，有很大一批。甚至还是文盲，相应的是，她们所取得的劳动报酬，在GDP日渐高涨的都市中，则属于最底层。

  文化上的贫血，会严重降低这些劳动大姐的服务质量。母亲家一位新从农村进城的女子，勤快而且爱整洁，某日忽然觉得家里的瓶瓶罐罐太多，于是就将那些半瓶子或是小半瓶子的洗洁精啊、洗手液啊、毛衫洗涤剂啊、洁厕灵啊什么的，统统合并入一大瓶中，用以投入洗衣机中使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她的不识字，看不懂那些瓶子上的说明书。

  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在我国并未绝迹。表现在教育领域，便是农村尤其是贫困边远地区，女童辍学仍是一种普遍现象。近日我在网上见到了一组数据，六千万之众的女性文盲，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正处青壮年。她们是在怎样的生存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她们怎么会在我国早就制定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中成了新一代的“睁眼瞎”？她们在不识字因而没有最基本的文化接受途径状态中，是如何生活于当代社会、特别是如何进入了城市并且与都市文明共存的？她们的文化贫血状态，不但严重影响着她们的生活质量，阻碍着她们与现代社会发展共进共荣的步伐，而且由于她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且担当着为人之妻为人之母的角色，也必然会形成一股拖累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而这些问题，有没有真正引起社会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抑或是女性问题专家们的重视啊？

  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我母亲曾是一名扫盲工作者，在街道组建的扫盲学校里任教，而被“扫”的，也基本上都是妇女。有一个我称之为“金阿姨”的，原本在厂里做着临时工，几乎一字不识，硬是用3年的时间，读完了全部的小学课本。她后来跟我同时考入了中学，成了我的同届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当上了专职的居委会干部。以文化上的输血，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有效地提升其社会价值，这样的实例，又何止她“金阿姨”一个！

  那么，我们能不能也想象一些文化输血的通道呢？且不说农村女童的受教育权利，必须得到国家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大力保障，就说那几千万之众的成年文盲，政府和社会能不能也给予真正长期的关注，并且制定出有力度的措施来呢？比如说，国家能不能调拨出一定的扫盲教育经费来？时下的社区文化中心，能不能腾挪出一些打麻将的棋牌室来，于夜间开办些免费的识字班？再比如，制订出一整套的奖励或是考级方法，凡读过一年的书并且通过了考试的原文盲，可以在她的就业资格上晋升一级，就此方便她跟老板和雇主在工资上讨价还价。办法，只要想，哪里会没有？

  让我们为文化贫血的女性群体，鼓与呼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