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导演、周润发主演的《孔子》从一开始就引发非议。有关这部电影的非议，与导演和演员没有太大关系，争议的焦点在于有关孔子的政治哲学以及教育哲学的深处。

  电影《孔子》以及相关的文本如《论语》显示，孔子一生只追求三件事：做人、做学问和做官。他对弟子的教诲也只聚焦在这三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是做人。孔子做人的核心是“仁”。所谓“仁”，一是“礼”，“克己复礼为仁”。二是“爱”，“仁者爱人”。

  首先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礼的核心是“和”与“中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又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其次是爱人。主要是“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所谓“亲亲之爱”，即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弟，这两条加起来就是亲亲。所谓“忠恕之道”，是实行仁爱的具体方法。“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合起来叫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积极地进行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极地进行仁爱。

  在“礼”与“爱”之外，还有“恻隐”之心。孔子似乎主张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这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其实，人与人之间究竟是平等还是不平等的，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孟子提出来另外一个内容：“恻隐之心”，为孔子的“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提供了补充。所谓“恻隐之心”，是一种不忍之心，不忍心别人无端地、无辜地受到痛苦，有了不忍之心就可以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甚至“推己及动物”，对动物的虐待虐杀也怀不忍之心。

  第二件事是做学问。孔子对做学问的建议，隐含在《论语》的开篇之中。《论语》的开篇只有看似结构松散的三句话，却比较完整地提示了教师成长以及教师幸福的关键要素：一是学习并不失时机地反思和实践；二是以培养“英才”的心态对待学生并与之保持对话关系；三是保持乐观心态，即使暂时不被理解、不被承认也依然保持君子之风，“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具体而言，孔子的做学问之道有三个特点：一是好学，二是博学，三是活学。

  《论语》叙述了孔子“好学”的语录，比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他15岁就“志于学”。直到晚年，依然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因此，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最器重颜回。孔子曾两次对人说，自从颜回去世，就再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人了。

  孔子好学，学无常师，而且博学多艺。孔子是大师，却不是“专家”。《论语·子罕》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村民（达巷党人）评论孔子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孔子不仅好学、博学，更重要的是，他能活学活用，不做死学问，他看重的是“举一反三”的“悟性”和“贯通”。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比，哪个更强些？子贡说，我怎么敢比颜回？他闻一以知十，我顶多才想到闻一以知二。于是孔子说，确实比不上（弗如也）。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就因为颜回有“悟性”。孔子做学问，最反对四种毛病，叫“意、必、固、我”。“意”就是凭空想象；“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固执拘泥；“我”就是自以为是。光有“悟性”是不够的，还得“贯通”。据《论语·卫灵公》记载，有一次，孔子还是问子贡，你认为我这个人，就是书读得多，又都记得住吗（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惊异地说，是啊！难道不是吗（然，非与）？孔子说，当然不是（非也）！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予一以贯之）。“吾道一以贯之”，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并非知识多，记性好，就是大学问家。重要的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和线索。做学问如果没有主心骨，就会人云亦云。孔子的学问是在博学的杂乱中建立清晰的线条、稳定的主题和脉络，然后，将他有主题和有脉络的学问派上用场。用在哪里？官场，社会。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政治的要用于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

  第三件事是做官。在做人、做学问与做官三者之间，“做人”是前提，属于私德。“做学问”与“做官”才是核心目标，是事业。而且，做学问与做官最好相互增进，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就是说，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

  孔子的“为官之道”，首推“正名”。子路曾问孔子：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第一是“正名”（必也正名乎）！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社会有序，天下太平。

  其次，孔子的“为官之道”是“均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不是平均、均匀，而是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

  再其次，孔子的为官之道是“教育”，包括“游说君主”和“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包括执政的大夫。孔子周游列国14年。出国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在某个国家做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做不了官，则希望能够游说执政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除了游说之外，就是教育：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