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当天，杨昌洪的妻子正在医院待产。她温柔贤惠，对他忙碌的工作，毫无怨言。住院前，妻子向杨昌洪提出要求，待产的几天，留在她身边，他满怀歉意地答应了。即使如此，我在学校采访的两天，杨昌洪依然坚持待在学校陪客人。

  杨昌洪整天穿着军装、布鞋，不让学生用统一教材，有些人对他的印象是另类而有趣。在这种评价的背后也包含着一层敬意，“他的教育方式让人们看到信仰的存在”。

  杨昌洪口才极佳，那是与学生在一起时才开动的“小马达”。采访中，他并没有表现出出口成章的状态，有些时候，他会沉默。沉默是内敛的表象，内敛是坚韧的符号，在不多的话中，我总能迅速捕捉到他精神的内核。有真信仰的人就应如此透明。

  报道杨昌洪，不是因为他在课改上的成果，相反地，他的学校归为非课改的一类。看中他是因为旗帜鲜明的“课改思想”：认识学生、尊重学生、点燃学生、差异评价学生。这种思想品质远远珍贵于课改的技术方法。也只有这样的人，一旦点拨他以方法，他便能够赶超那些过分关注方法论，而疏于研究学生成长规律的同行。

  我曾想用“中国式马修”作为文章的题目，原因是他像极了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中那个朴实的马修老师，他们有着共同点，带给孩子爱与信任。后来我觉得欠妥，教育记者有责任树立起中国教育家的独立形象，不依附在他人的标签之下。

  杨昌洪是贵州教育的名片，也是中国教育的脸面。他受邀走出国门，赢得的是民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