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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前好多了！”杨永维咧嘴一笑，沧桑的脸庞现出几道岁月的印痕。
知足，才能常乐。他不会忘记，最初教学的那段艰辛历史。初入校园的那一天，杨永维所看到的教室几乎分不清门和窗；孩子们没有桌子，垒起两堆土砖，然后搭上一块木板，就变成了一张课桌；教室里没有黑板，只有几块木板横在那儿，写了字没法擦干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开始研究孩子们如何坐得更舒服，开始实践如何用墨水涂在木板上制作黑板，开始了一个人的教育之旅……
所有教室里孩子加起来，只有18人。他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课程：语文、数学、音乐、科学等各科无所不教，即便在他担任校长之后，他每周课时量也保持在20节以上。
“当教师很单调，很清苦，很劳累——但，有所值。”今天的杨永维，依然在高山之上孤独地守望着一群渴望求知的孩子，对于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
但，杨永维并非没有遗憾。
“这些年来，我只关心了别人，却没有工夫去照顾两个孩子和爱人。”每当说起这个话题，杨永维总是满心愧疚。30多年来，他几乎以校为家，日复一日坚守在学校，早上6点起床，晚上学生都休息了他才入睡，很多时候，他连周六周日也不能回家。
同事们回忆说，在担任尖山小学校长的18年间，虽然学校离家不到2公里，但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有一年农忙季节，一名教师劝他回去帮帮忙，但学校的事情实在太多，他愣没法抽出一点空闲来，只能让爱人一个人在田间独自劳作。还有一次，在外工作的女儿回家一连待了3个星期，却仅仅和杨永维匆匆见了一面。
“学校里有好多表格要做，太忙了，没有办法。”杨永维并非不思念妻子和孩子，只是在工作面前，他别无选择。所幸，家人都理解他。
“你是学校的父母官，你不为学校做事，谁来做？”家人鼓励他说。
当然，杨永维也绝非是不通情理的“一根筋”。
袁加全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天，杨永维忽然跟他说，局长，这两天比较闲一点，老婆要去集市赶猪崽，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想请一天假陪她去，顺便给学校买一些菜。
袁加全呵呵一笑，说，你早该陪她去了！
这是杨永维为数不多的请假事例之一。
当教师当上了瘾？还是“骑虎难下”？有人问他：“如果有来生，你——”
“还是当教师！”杨永维没有半点犹豫，抢过了话头。
你们是我最大的牵挂
36年间，他有无数的机会调到更好的学校，也曾有人多次为他打开绿色通道，给他提供改行赚钱的机会。
但杨永维一一婉拒。
他不是疏狂的魏晋名士，也并非寡淡如桃源隐者。
“只是舍不得，也放心不下山里的孩子。”杨永维话不多，却很质朴，透露着一个普通人的情怀。
学生是他心头最大的牵挂。每一天，孩子们怎么上学、怎么上课、午餐吃什么、中午睡哪儿、下午怎么回家、生病了怎么办……这是他在学校考虑最多的问题。
也许在许多城里人看来，这些都太过简单——接送上学、食堂吃饭、宿舍睡觉、生病了有校医，需要考虑什么？
但对尖山小学的师生来说，这些“简单的事儿”一件也不简单。
你也许很难想象，一群孩子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光着脚丫走3个多小时，然后能刚好赶上尖山小学的第一节课。如果碰到下雨天，起床的时间还要提早。
你同样很难想象，许多孩子因为家里贫穷，一年四季只穿一双凉鞋，甚至常年光着脚丫。在别人穿着羽绒服尚觉得冷的时候，他们依然穿着单薄的衣服。
尖山小学位于半山腰，200多名学生广布于山脚村落，山道崎岖，行路艰难，交通基本只能靠“11路车”——两条腿。这里海拔1400米，最冷的时候，温度只有1到2度。
“那是孩子们最难熬的时期，有时候天气实在太冷，学校就给他们生一堆火，让大家围在一起取暖。”杨永维说，“有些事情，我实在无能为力。”
让杨永维揪心的还不止这些。在学校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横穿而过的河流。从前，不住校的学生，每天都得过河4次。倘若在枯水期，学生还能勉强通过，但每逢雨季河水上涨，学生就得淌河而过，若水势汹涌，孩子就有可能被河水冲走。
杨永维为这事儿焦虑难耐，茶饭不思。他多次向上级汇报，但一直没能得到圆满回应。他想号召村民集资修桥，可他们委实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杨永维和教师一起动手，用木板搭建起一座浮桥，但不久便被水冲走了。
那些日子里，每逢夜间下雨，杨永维心里便怦怦直跳，几乎睡不着觉。到了清晨，他便早早来到河边，一个一个地接孩子过河。
直至有一天，他脑子里灵光一闪，跑到集市自费买了一部二手的傻瓜相机。
“我把河水上涨时的情况，还有孩子们不敢过河的样子，老师护送孩子过河的危险情景，全都拍了下来，最后冲印了20几份，寄到州县的多个部门，希望他们能体谅我们的难处。”杨永维回忆起这事儿，两眼突然睁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自豪。
果然，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不久，当地的一家锡矿出资近3万元，帮助他们在河上架起了一座跨度4米的钢筋混凝土“爱心桥”。自此，杨永维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
没有安全的环境，就难有人性的教育。多年来，杨永维为了给孩子们营造安全舒适的就学环境，可谓煞费苦心。
尖山小学没有围墙，早前，好几个流浪的疯子窜进学校来，吓坏了学生。
打不得，赶不走，骂也不管用，怎么办？杨永维只好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地以“疯子”的方式和他们耐心周旋，苦苦规劝，最终将他们一一劝说离开。
又有一次，一条大疯狗闯进学校，逢人便咬，挡也挡不住。杨永维听到狗吠声和学生的惊叫声，心知不妙，抓起一条扁担便跑过去拦在学生前面，好一场恶斗，才将疯狗打倒在地。
“就想学校有几堵围墙。”杨永维知道这些意外的情况防不胜防，而自己再过些年，能不能斗得过疯狗都是大问题，如何能确保学生安全？
好在，在马关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困难都在慢慢解决之中。
“不愿回家的孩子”
深山里的学校，不通公路，有的只是满眼的荒芜，和看不到尽头的山。
但这里却是孩子们心中的乐园。
走进校园，你会发现这里的学生都活泼泼的，满脸阳光，尽管身上穿着陈旧的衣衫，脚上穿着破烂的凉鞋。
马苏艳和马梅是尖山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她们早前在山里的一个教学点上学，三年级时才转了过来。
与从前的经历相比，“现在，周末都不想回家。”马苏艳说。
不想回家的理由有很多，比如，校长和老师都很好，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打篮球和羽毛球，很开心。还有，学校离家太远，来回得四五个小时。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学校的饭菜比家里好吃。”孩子抿嘴一笑。
顿顿有鱼有肉有蔬菜，在夹寒箐的许多农户家里，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而在尖山小学，却早已成为常态。
这得益于杨永维在学校开展的勤工俭学活动。
1985年起，为了解决学生往返学校的困难，学校实行了半寄宿制，但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上级拨付的经费往往捉襟见肘，平均下来，根本不够吃。为了保证在校生吃住安心，杨永维决定“自力更生”，他多次与村委会协商，争取到了学校附近的一片3亩多的荒地和5亩多的一片柴山。
“山里娃早当家，什么农活都会做，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和每周的劳动课一起开垦荒地，春季种上玉米、大豆，秋季种上别的蔬菜，生活不断改善。”杨永维说，“后来我觉得光有的吃还不行，还得吃点好的，所以就开始发展养殖业，喂猪、喂鸡、养鱼。”
现在，学校里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猪圈，有一个硕大的池塘，每年可饲养出栏肥猪20余头，家禽近200只，鱼类近100公斤。
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孩子们的吃饭问题，而且吃不完的食物还能卖点钱，给学生买一些奖品，甚至抵充学费。
“以前，有些孩子家里太穷读不起书，杨永维就让他从家里带一只小鸡过来，等养大了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就能当作学费了。”袁加全说。
会过日子、关心学生的杨永维让孩子们也尝到了甜头，也让他们爱上了学校，爱上了他和这里的教师——这也是孩子们不想回家的缘由之一。
英语教师黄金昌对此深有感触。
很多次上课的时候，黄金昌都发现讲台上莫名其妙多了一些水果，比如桔子、苹果、香蕉等，他知道，这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点心意”。
“喜欢老师，喜欢和老师在一起。”孩子们说。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不论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人生可以选择的道路有很多，那么，什么才算有意义的生活？
在杨永维看来，他的人生意义便在于，有一分热，那就发一分光。他只有一个朴素的念想：让山里的孩子好好上学。
尖山小学90%以上的学生都是苗族儿童，从前，在当地人的心中，孩子读不读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尤其是女孩，最多读到三年级，父母觉得孩子可以干更多的农活了，便不让她继续读下去，因为读书“太耽误时间”。
从教书的那一天起，杨永维就立志要改变这种现状。
“只要你们想读书，父母不让你们读的，我来帮你们！”每到新一届学生入校，杨永维都会拍着胸脯，对班上的每一个孩子说相同的话。
说到就会做到。这些年来，杨永维不知走了多少山路，走访了多少家农户，做了多少工作，挽留了多少学生。
“绝大部分工作都做通了。”杨永维说。
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都替他感到欣慰，但杨永维却摇着头，忽然陷入沉默。
“只有一个女孩子工作没有做通，我这一辈子都会记得。”他说，“女孩名叫陶竹花，很聪明，可到了五年级，父母恁是不让读，怎么说也不行。”
这个“唯一”的事情成为杨永维心中抹不去的一块记忆。
让杨永维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回。有一天，他让两名教师去附近的村民家里借一把锄头，可等了好半天也没见教师回来，杨永维心里犯嘀咕：出了什么事？他跑过去一看，原来，这两位教师不怎么会说苗语，可只懂苗语的村民怎么也不明白“借一把锄头”是什么意思。
类似的事儿在教室里也经常发生，曾经有一名新教师来校任教，可怎么也听不懂学生到底在说什么。
杨永维觉得，必须得让孩子们会说普通话，不然将来怎么和外面的人交流？
他开始摸索苗汉双语教学的路子。一方面，由少数民族教师担任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教学任务，让孩子从民族语言逐步向普通话过渡；另一方面，由各班班主任负责监督本班学生，到了学校后，低年级必须使用双语交流，高年级必须使用普通话交流。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孩子们现在不管说什么语言，都很流利。
杨永维还把许多行为规范的培养融入到日常教学和生活之中，比如文明守礼、按时作息、日常用语，还有书籍整理、被子叠放、鞋袜摆置等细节管理。
“尖山小学的学生有礼貌，基础扎实，能吃苦，自理能力强。”许多升入初中的尖小学生，都给初中老师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掌声背后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云南省教育功勋”、“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
无数的掌声与鲜花，在他的事迹传播开后，纷至沓来。
但杨永维的宿舍里、办公桌上，塞满的只是课本和各种各样的学习用品，并没有鲜艳的奖牌奖杯。
安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杨永维的所作所为，不图名不为利，为的只是内心的安宁与慰藉。
55岁，在马关县，这个年纪还奔波在教学一线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更何况，长年的劳累让他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时常常痛彻骨髓。
“想休息休息。”杨永维说，“但退下来了，该做的事，能做的事，还是要继续做的。”
【后记】
数不尽的弯，看不尽的山。
当我回忆起数月前采访杨永维的情景时，首先想起了那段崎岖的路。
一行人感慨“行路难”时，我想，杨永维在这条路上已经行走了30多年，他有没有过觉得难呢？
后来的采访中了解到，所谓的难，在他看来却是一种快乐，一种责任。
放弃“大好前程”时，他没觉得难；但想起有一个女孩没能继续读书，他却耿耿于怀了好多年。
孰难孰易？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
杨永维并不善于言辞，我们想了解他到底做了哪些事，他总是要想半天，甚至需要旁人提醒。比如背孩子走2个小时山路回家这种事，可能对他而言太过稀松平常，他都想不起来要去说。或许在他心里，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关于他的好些故事，我是从时任马关县教育局局长袁加全那里知晓的。
做教育的人，需要有使命感、责任感。
杨永维是值得激赏的人，但我们需要从他的故事中看到，我们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袁加全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从杨永维谈开去，谈到了国家的边境教育、农村教育。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杨永维那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和他一样。
“马关县每年都有不少农村教师辞职。”袁加全说，“我们要赞赏教师的奉献精神，但必须同时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政策。现在国家的政策很好，对农村教师也很照顾，但有些落实起来有困难，比如营养餐的问题，‘校校办食堂，天天有三餐’，大家很支持，但国家的补贴中却没有给学校建食堂和招炊事员的经费。光靠地方财政，很难完全解决。”
当然，马关县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每年拿出500万，专门用于招募学校炊事员和安保人员。
袁加全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一个国家的边境教育能代表国家教育的形象，边境地区很多都是农村、山区，比如马关县就有138公里的边境线，如果不把我们的教育做好，就会损害国家的形象。”
袁加全与杨永维，一位是有浓厚教育情结的教育局长，一位是实践真教育的躬行者。而中国教育，正需要这样干实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