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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上说，北大现在农村生源只占到10%，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基本上等于北京人的大学加城市人的大学了。”潘其勇说，“寒门子弟上学问题、接受优质教育问题应该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了。”

  “我们国家招生加分分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照顾性加分，包括少数民族、港澳台学生，第二类是奖励性加分，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特长生等。”杨东平说，政策性、照顾性加分要保留，但是奖励性加分应大幅度取消，尤其是要明确取消文艺和体育的加分。“我个人的想法是像三好学生都应该取消，我们要特别关注加分政策调整的意见，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要细化，增加靶向性，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杨东平认为，关于照顾农村弱势群体的招生政策，现在没有纳入科学研究的对象。“833个贫困县怎么招生并不清楚，招来的到底是贫下中农子弟，还是干部子弟？这样的政策需要特别关注，要把好事做好，使这个政策真正落实到最需要照顾的一些农村学生身上，尤其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不然又被地方权势人物挤占了。”

  在由他领衔制定的民间高考方案建议，教育部所属的高水平大学实行“统一测试、自主招生”后，不再有分省招生计划。从各地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出发，国家制定宏观政策引导和激励研究型大学的行为改善，明确规定国立大学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作为高校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高水平大学应公布每年录取新生的城乡、地域、阶层、性别、民族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国家需要整合目前正在实行的具有补偿性的农村连片贫困地区定向生、免费师范生、高考加分等招生政策，实施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寒门计划”，补偿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

  最要改革的是分分计较的评价模式

  高考改革牵涉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核心到底是改什么？到底是改“一考定终身”的体制，还是改变学业负担过重的现象？杨东平认为两者都不是。“我们现在的高考模式最需要改革的是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590分和591分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人才。这样的制度影响了中小学的评价制度。”

  在杨东平看来，当前高考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它导致了中小学智育至上、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弊端，严重妨碍了青少年的人格养成、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损害了他们的想象力、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了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近20年的高考改革主要是围绕考试科目进行的，而实践已经证明，单纯的考试科目改革无法改变单纯追求分数的总分评价模式。

  在今年7月举行的“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了以招录制度为重点推进高考改革的建议和具体方案，这是它继2007年和2009年之后第三次提出的民间高考改革方案。方案包括考试制度和招生录取制度两个方面。在考试制度方面提议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由国家统一高考的方式和内容。国家统一高考可分为“基本学习能力测试”和“指定科目考试”两种。前者考查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所必备的能力，如概括、推理、判断、探究等基础性能力。后者是高校针对不同学科专业提出的加试科目，一般不多于2门。伴随高中课程多样化的实践，考试科目可更加丰富，形成可供高校和学生选择的考试形式和内容，以突显学生的专长和满足高校选拔学生的需要。在条件成熟后，此两种考试可一年举办数次，成绩有效期3年。

  在招生录取方面，从根本上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增加人才评价的多样性，提高人才选拔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具体构想包括：实行招考分离，省级招办转变职能，制定具体招生政策、评价考生的权力还给高校，取消控制学生志愿和投档的权力；在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成为为高校和考生服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保障高考安全和考试公平等。高校实行多元和综合评价，不同类型高校可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和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确定采用的考试类型、成绩门槛和其他评价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不再单纯以总分决定录取。

  配合自主招生改革，高校须改革招生机制和程序，建设具有公信力的招生录取制度。包括成立有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公开考生各项评价指标的得分，对每位录取的学生出具录取报告等。而作为配套措施，需从快制定教育考试法，引入竞争机制，促进考试机构专业化建设。

  该方案认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思路需要改变。刻板的总分录取模式源于招考录一体、集中录取的招生录取制度。世界主要国家多实行统一的入学考试，但是考试成绩只是一个基本标准。由高校、院系根据对人才的不同需要，形成多元化的招生标准和自主录取机制，才是破除“唯分数论”的关键。“从招考分离开始，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形成高校自主招生、高校和学生双向多选的招生录取制度，才能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

  关键是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变革

  “高考最大的问题是招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我们原来很多很单纯的问题被权力和金钱绑架，在高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他认为高考改革应该对最基本的责权利做一个梳理，这样才能够制定出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政策，为改革营造好的氛围。“很多改革由于一些根本的问题和利益处理不好，会颠覆原来设想比较好的改革。”

  “高考招生制度亟需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行政包揽、计划体制、集中录取。如果不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躁动。”不久前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举办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论坛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高考改革的关键是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变革。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要简政放权，让专业组织生长发育，并逐渐把专业权力回归专业组织。要健全法治，没有健全的法治就不可能真正改革现有招生体制，要依法让政府放权。”储朝晖说，当前需要由全国人大尽快颁布考试招生法，明晰地规范与考试招生相关的各方主体的社会责任和权力边界，否则社会化的考试就缺少保障和依据，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价也很难开展。

  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如何保障权力运行公平公正的问题，储朝晖提出，一要靠专业的程序设计，每个学校要在招生章程里明确招生程序和各种标准，尽可能排除一切非专业的干扰；二是公开，学生通过什么途径进来的、各项考试和测试的成绩，以及所有不涉及隐私的信息都要公开；三是明确责权边界，学校内部的招生要明确学科到学院再到学校层级的招生权限和责任，建立内部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四是建立常规的外部监督，包括建立政府对高校招生的监督问责和招生违规举报查处制度，保障家长和考生的监督权的行使。

  储朝晖强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坚持几个原则。“大处着眼：看远点，不要让眼前的利益绊住脚步。小处着手：做细点，让变革逐渐积累。积极态度，稳步前进，不走极端，不走过场。将高考招生改革与学生发展、教师使命与国家战略合而为一。”特别是相关各方要共同努力，“肩负起改变的责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打破不应存在的垄断，就是争取全社会发展的更好机会。”

  以改革促进改革

  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有很多重要突破，但毋庸讳言，这一方案离公众的期待和教育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面对教育的理想要求和复杂的现实，高考改革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方案出来以后，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走了半步。有人觉得很失望，觉得只走了半步；有人比较欣慰，终于走了半步了，我是属于欣慰的那拨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说。他认为，中国高考需要改革，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因为没有效率。“我们60多年了没有获得一个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小布什教育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我们问题不是一个不能少，而是一个都上不来！”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也持相似态度。“我对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走出了半步总比不走好。”他同时提出，“考试是教育的基本制度，我觉得应该以育人作为所有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特别希望坚持的，但是这方面现在突出不够。”

  高校自主招生权是招生录取乃至整个高考改革的核心，当前因为公众对腐败的担心等原因难以真正落实。杨东平认为，不能因为担心腐败而拒绝改革，需要建立“以改革促进改革”的新思维，通过程序公正、信息公开、具有公信力的制度建设，促进高校落实自主权的改革。“我们的想法是以改革促进改革，高校首先建立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程序都很健全，你能够取信于民，我再给你比较大的自主权。一开始可以从极少数学校开始，三五所、十所八所，这样改革就有一个生长点，不用担心因为腐败所有的学校永远在原地踏步。”

  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基本认同了教育规划纲要的思路。杨东平认为，目前的《实施意见》与三中全会关于考试招生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尽管如此，杨东平对这次改革的未来仍然表示审慎的乐观：“这不是一个目标模式，改革仅仅才刚开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