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句

  许德珩（1890—1990），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五四运动著名的学生领袖，起草《五四宣言》。

  许德珩教授是我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的恩师，他对我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他当时是著名的参政员，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倒行逆施、专制腐败，抨击最严厉。《新华日报》经常报道他和他领导的九三学社爱国民主活动，刊登他对国是的看法，很受大后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拥戴。

  最先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

  1946年秋，我到北大读书。开学不久，许德珩被聘为北大政治系教授，教务处公布了他开设《社会学》课，我第一时间就特意加选了。当时，选修许德珩这门课的学生非常多，教务处不得不把他的课安排在北大当时最大的教室——北楼第一教室。

  1946年11月中旬，许德珩第一次上课，教室里300多个座位坐得满满的，教室后面和两边都站满了旁听生。那天，许德珩穿着长袍，提着黑皮包，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他刚进门，所有学生都站起来鼓掌。许德珩以洪亮的江西口音笑着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又回到了母校，我愿意同你们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继续高举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的大旗，为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中国而共同奋斗。”他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接着，许德珩解释，由于刚回到北京，讲义没有写出来，只能随讲随写。他在黑板上写了一段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许德珩大声朗读了一遍，接着说：“五四运动以后，我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我接触了许多法国的社会学家，念过孔德等人的书，后来读了卡尔的书，才真正找到了社会演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在黑板上写的卡尔的这段话。我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就是根据卡尔的学说讲课。”

  当时知道卡尔的学生不多，下课后学生们纷纷打听卡尔是谁，当知道卡尔就是马克思时，大家高兴极了。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德珩是最先在课堂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讲的《社会学》课程，广泛列举中外历史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详加论证。他的课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选修的、旁听的，特别是校外旁听的越来越多。

  捍卫民主与自由

  许德珩在讲课中联系实际，经常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独裁。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蒋介石公然撕毁旧政协协议，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许德珩是参政员和国大代表，在课堂上有学生问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许德珩大声说：“非法，非法，我坚决拒绝参加。”

  许德珩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当然会招致当局的不满。不久，就传出学校接到指令，许德珩要被解聘的流言。一次，在课堂上，许德珩郑重声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北大传统。我坚决拥护，并以实际行动捍卫北大的光荣传统。”由于许德珩带头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系教授樊弘开设了《资本论》，政治系青年教师吴维诚开设了《苏联宪法和政府》。这三门课，在北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许德珩还积极支持当时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3月29日在北大民主广场的学生集会。那天是蒋介石下令召开行宪的伪国民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会上要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北大学生为了表示抗议，在民主广场举行集会，国民党出动了5000余名军警，包围了三院、红楼，在校门对面堆起了沙包，架起了机关枪，装甲车不停地在沙滩大街开来开去，如临大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位教授不顾危险，准时到集会现场讲话，受到全场2000多名学生的热烈欢迎。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许德珩，他义愤填膺地大声疾呼，严厉斥责国民党，嗓子都喊哑了。他讲了20多分钟，学生鼓掌达20多次。樊弘、袁翰青也讲了话，指出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是死路一条，只有停止内战，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活路。三位教授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北大学生的斗志。会后，学生们在校门口列队护送三位教授上车回府学胡同北大宿舍。当时，那雄壮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阻止北大南迁

  当年，我正在自学《哲学选集》《西欧哲学史》，不时提出唯物史观的问题向许德珩请教，他都给我详细解答。为了保护许德珩的安全，每次他到沙滩参加活动，北大地下党总是派人护送，我多次参加。从府学胡同到沙滩需步行20多分钟，每次接送时，都是边走边谈，我请教什么，老师都坦诚相告，从不回避。接触多了，什么都谈。在路上谈不完，许先生就让我到他家里，在客厅里接着谈。我从课堂上和他对我的谈话中，受到亲切教诲。

  许德珩在北大嘱咐我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在解放前夕，组织学生反对北大南迁。那是1948年11月初辽沈大捷后，解放军即将进关解放平津。许德珩把我叫到他家里，在客厅对我说：“随着东北的全部解放，平津很快就要解放了。一些人可能想把北大的珍本图书、贵重仪器运到南京去。你们学生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北大。”

  我回校后，立即把许德珩对我说的这番话报告给北大地下党总支书记肖松同志，他立即召开了总支会，研究部署了这项工作，组织了北大护校委员会，图书馆、实验室还成立了领导小组，保护了许多图书、仪器。应该说，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许德珩的嘱托。

  （作者系许德珩的学生，曾任北京市委党校校务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