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586期第16版）
是母亲，亦是恩师
说到妈妈的教学“真神”，“传闻”也有许多。恢复高考之前，我没当过她的学生，缺乏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说实话，对于那些传闻，除了有几分好奇之余，我也只是姑妄听之。但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由妈妈的儿子变为她的学生，跟着她夜以继日地苦学数学近半年，这期间，我对妈妈教学的“神奇”，才算是真正有所领教。
1977年，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莫大的喜讯让我心动不已。然而，我1965年上初中，1966年“文革”开始，我被迫辍学，尔后整整12年间，当知青、进工厂、做学徒、干车工，再也没进过课堂，也没摸过课本。乍一听我想考大学，妈妈也有几分惊愕。
知子莫如母。“你要考普通大学？”妈妈没先置可否，而是直言不讳地帮我分析：“要考你只能考文科，政史地科目你有自学能力。语文，你有写作基础，这些你可以短期突击、奋力一搏。但数学不行，以你现有的数学基础，高考可能是零分，如果数学拖累总分，你很难考取大学。”“那怎么办？”我问。“那你就要横下一条心，不急不躁，从零开始，我教你学。”“行！”
就是这三言两语的约定，妈妈成为我名副其实的老师，我也就成为她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数学基础最差的学生；也就是这个约定，让我开始了这场几乎毫无胜算的命运抗争。
夜深了，万籁俱寂，灯下一张小桌，桌旁一盆凉水，母子俩便开始了当天的教学。妈妈讲完，我做作业，她上床眯一会儿。我做完题，她来批改，我再去打个盹。困极了，便用盆里的凉水洗把脸浸浸头；饿极了，便嚼块榨菜就开水来充饥。如此周而复始近半年下来，我竟全然忘记了是为应付高考，而沉浸在迷人的数学游戏里。参加模拟考试，居然分数不低。走进那年的高考考场，居然拿了接近及格的几十分，就凭这宝贵的几十分，我总分过线，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尔后读硕士、攻博士，从此改变命运、改写人生。
“领教”妈妈的教学，我有两点感受尤深。一是两个“了如指掌”：她精熟教学内容，对教学重点难点了如指掌，她对学生容易在哪些地方卡壳、哪些问题上出错、会出什么类型的错也了如指掌；二是两个“千方百计”：她千方百计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自觉，还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引导学生领略数学的无穷乐趣。因此，她的教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使学生对数学由讨厌转为迷恋。如此，成绩逐步提高也就顺理成章。基础为零的我是如此，其他学生又何尝不亦如此呢？
对自己的教学，妈妈向来很自信，但她又经常讲，教师不是万能的，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决定学习成效的首要因素在于学生自身的努力程度。她始终认为：教学教学，以学为主；学习学习，态度第一。她承认教师不可或缺，但反对无限夸大甚至加以神化教师的重要作用，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任何教师都不具备脱离学生勤奋好学而“点石成金”的本事，任何绝妙的学习方法都不可能脱离学生刻苦努力而产生一蹴而就的效果。
说来也巧，妈妈的教学理念与我的硕士生导师——已故国学大师张舜徽教授的观点竟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舜徽先生1982年这一届只带了我一个硕士生，出于对先生的景仰，只要是先生的课，无论是什么内容、无论听过没听过我都去听。一天，我走进教室，先生叫住我说：“你别听了，这个题目你早已听我讲过，别浪费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去。”随后先生脱口而出一句让我振聋发聩的话来：“学问靠伏案，黑板上没学问！”还有我从未晤面的博士生导师，已故史学家、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傅家麟教授，不断在否定自我中精进学术，亦让我受益良多。
学问上，妈妈自不能与两位大师相提并论，但同样作为我的老师，妈妈独树一帜的见识，则是我改行教育、走上地方教育行政领导岗位之后，解读教师、理解教育、反思学问的思想洗礼和观念启蒙。
21世纪以来，我投身教育事业直至退休，实践告诉我：教师是需要“工作高稳定度、生活高保障度、精神高尊重度”的职业，任何涉及教师的政策和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三度”的增强。
妈妈走后，我对弟妹讲：“她老人家如果不是我的母亲而仅仅只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受益终身的恩师，是我高山仰止的对象！”这番肺腑之言，在妈妈生前，我一直深藏于心而羞于启齿，一言之失竟成无法弥补的千古之憾！
2003年，妈妈的老学长、老同事、老领导，时任黄冈高中校长田忠杰给我写了封亲笔信，还随信寄来他多年治校的工作讲话、学年总结、教学计划之类的小册子，信中说：“得悉你任教育局长，寄来这些材料供你一阅，让你了解你的父辈当年是如何工作的。”而今田老伯早已作古，前辈和后生关于教育的对话，只能遗憾地留待我与妈妈、与田老伯天堂重见的那一天！
在这里，我以一个教师之子、一个终生蒙恩受益的学生、一个也曾忝列教育队伍的后来者的名义，谨以此文，向他们奉上最真挚的问候，告慰她们的在天之灵：亲爱的妈妈，所有为教育事业奉献终生的已故园丁，你们的精神不朽，你们的光芒将照耀着后来者奋勇前行！
（作者系深圳市教育局原副局长、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