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该庆幸“惟楚有才”的骄傲，还是痛心“楚材晋用”的悲哀？

  一份调查指出，近20年来，逾万名湖北优秀教师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仅黄冈一地，近年“东南飞”的教师近5000人。而久负盛名的黄冈中学，高峰期一年要流失320人，优秀教师的缺失，致使该校近年来辉煌不再，每况愈下。而同在湖北的武穴市，仅2012年，5名省特级教师就有4人出走。

  孔雀东南飞，尚且“五里一徘徊”。可在现实中，那些被视为“人中孔雀”的优秀教师和校长，在举家北上南下时，却很少表现出对故土的难舍难离。

  年年两会，总有代表委员发声，为那些受伤的学校呐喊呼吁。今年两会，记者在采访中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他们的悲与愤。

  其实，受伤的又何止湖北一省？几年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先佐承接了教育部“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研究”的课题，课题组对中西部8个省份的边远地区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0%的校长反映近年来有教师流失，且流失的主要是骨干教师和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的地方由于教师大量流失，学校已无法正常开课。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宁愿放弃公办教师编制，前往大城市从事家教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漂”或者“北漂”。

  他们缘何离开？我们，又该如何留住他们？

  孔雀东南飞 农村学校怎么办

  “中国的好教师‘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非常严重，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市里，又从市里到省里。”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近年来的提案里，几乎年年提及优秀教师流失的案例，他对此深感忧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原理，原本无可厚非。

  但是，当地方学校耗费大量资源培养出一名优秀教师，教师成名后却一走了之，是否还算“正常流动”？若干年前，发生在山东的一起“名师出走事件”，曾引起广泛讨论，甚至引发了一场官司。

  当年，山东某中学倾力培养了一名优秀语文教师，并与其签订“10年内不得提出调离本校”的协议。令人没想到的是，不到5年，该教师撕毁协议，转而到北京某知名中学任教。

  “北京名校来我们山区挖教师，我们有点儿想不通。”这名校长直言，很后悔培养这样的拔尖教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发达地区名校“下乡挖教师”的行为也多有批判，“培养一名优秀教师容易吗？这难道不是在继续扩大教育差距？这样的做法，其示范性、公益性究竟何在？”杨东平反问。

  事实上，山东、湖北等教育大省的名师出走屡见不鲜，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的教育之痛。但是，相比地方学校名师远走北上广更严重的，是农村学校、薄弱学校青年教师、优秀教师的集体流失。

  “多年来，我国教师资源配置始终呈现人才逆向流动局面，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承担了为发达地区、城市学校培养培训教师的职责。”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

  仅以四川某县为例，据媒体报道，该县大量农村学校青年教师仅仅将农村教师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争相参加，成了“考试专业户”。

  “我们培养一个优秀教师，就走一个，城里的学校又不给我们培养费或者转校费，因此，农村学校越来越不愿意培养教师，这样我们学校的教师反而相对稳定些。”该县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如此表示。

  而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显示，农村教师渴望进城的愿望强烈。“65.7%的农村教师希望流动到城市任教。在有流动意愿的农村教师中，68.6%的教师想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任教，90.33%的乡镇教师希望到县及以上城市任教”。

  当优秀教师纷纷“进城”，农村学校该怎么办？“教师是整个教育非常关键的要素，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孩子的命运和教育的品质。”朱永新说。

  其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自明——长此以往，中国的农村教育将何去何从？

  “一见繁华误终身” 流动喜与忧

  或走或留，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理。诚如张志勇所言，“流动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给别人机会”，这未尝不是好事。

  优秀教师为何出走？道理并不复杂。

  在某省高中教师群体中，曾经广为流传一则真实的“笑话”：凡是需要推荐教师出省参加交流会、研讨会的事，校长的积极性往往不大，他们甚至还会给优秀教师做工作：这样的机会还是给底子相对薄的教师吧。其实，校长们担心的是优秀教师“一见繁华误终身”，只怕他们“有去无回”。

  说到底，教师出走，还是待遇不平等、资源不均衡所致。以评职称为例，朱永新做过一项调查，各地教师职称评定的多数名额集中在城市重点中小学校。农村初中的高级职数设置比县城初中少8%-13%；农村初中的中级职数设置比县城初中少3%-8%。

  “城里的学校、主要是重点中小学教师大量超编，高级教师甚至是特级教师扎堆，北京一所学校有25位特级教师，远远超过一些偏远县城的特级教师总数。”朱永新在今年提交的提案里提到。

  除了职称和待遇的诱惑，孩子的教育，前途的考虑，都是教师出走的原因。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的彭老师是从外省流入的，谈到南下的原因时，她说：“我来深圳主要是为了孩子，想让他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去北京、上海的一些中年教师，其态度更是非常直接明了：为了孩子考上一所好大学。

  当然，更多的出走是基于对个人发展的考虑。去年，湖北省天门市一名乡镇中学校长主动放弃职务，到广东一所民办学校任校长。这位对家庭教育颇有研究、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校长，并不是对薪水不满，只是因为当地缺乏研究团队，以及乡镇初中面临的种种困窘——学校经费少，教师编制少，人情关系复杂，这些都令他心力交瘁。

  “我现在40岁出头，再不拼一把就真的晚了！”这位校长说。

  不论是为了待遇还是理想，他们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路上愈走愈远，而不少原本就已经“高人一头”的学校，也因他们的加入而更加如虎添翼。只是，当大量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纷纷流失，农村与城镇、内地与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也不是不争的事实。

  不能放任自流 也不能一味强调坚守

  怎样的流动才算“正常流动”？

  “教师通过流动，实现自身价值，没什么不正常。但是，教师、校长这一职业有其特殊性，他们的流动不能完全由市场规律决定。”张志勇表示，教师的无序流动会产生不少弊端，尤其对农村学校、薄弱学校而言更是如此。

  如何为乡村学校、薄弱学校留住好教师，甚至实现城市学校教师向乡村学校回流？不论是两会代表，还是各级专家，都对这一问题尤为关注。

  “鼓励人才资源向农村流动，不仅需要舆论的引导，更需要务实的政策措施。”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国富提出，要实现城市教育反哺农村教育，更重要的是出台具体的政策。

  近年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都已对农村教师流失现象给予足够重视，并在待遇提升、职称评定、荣誉颁发等方面向乡村教师倾斜。如贵州、江西等省份出台了在农村学校任教满若干年可直接聘任高级教师职务的规定，一些地区在农村教师职称评审，特级教师、名师、名校长评选，以及评先树优等方面，都开始与城镇分开，实行计划单列。（下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