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龙小学，是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一所新建校。两年前刚开办时，仅有7位教师和一年级的100多个学生。

  “仅靠这7个人，许多教育活动难以保障。”该校校长陆常波说。学校蓝图很美好，但没有人手，一切都是空想。

  “穷”则思变，在区教育局支持下，瑞龙小学成立了铜陵市首个家庭教育委员会，开门办学，让家长参与学校事务。就这样，学校多了30多位“同盟军”。教学竞赛评选、选修课开设、餐饮管理、文体活动组织……这些活动都是家长“唱主角”，家校互动让教育变得其乐融融。

  像瑞龙小学一样，如今在铜官区，学校重大事项都有家长、社会人士和教师参与的身影，校务监督委员会、家委会、教代会等已成为学校的“标配”。

  而这只是铜官区教育走向优质均衡发展的一个剪影。近两年，通过校长职级制改革、制定“权力清单”、实行“阳光分班”等创新举措，铜官区以打造“阳光童道”为理想，完善教育治理，激发每一个教育人的活力，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到教育的阳光。

  摘掉“官帽”，校长没了级别有了职级

  2014年6月30日，铜官区教育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这天，区教育局召集全区19所小学校长、4所公办幼儿园园长开会，宣布启动学校取消行政级别、校长申报新的职级工作，并一股脑儿发布了7项改革配套文件。

  会议风平浪静，但在外人看来却是“惊心动魄”。这天，该区69位校级干部告别正科、副科行政级别，等待他们去争取的是四级九档的校长职级。校长头上的“官帽”就这样被丢进历史故纸堆，这不是“杯酒释兵权”吗？

  然而，面对这一切，校长们显得很平静。因为这项改革已经酝酿很久，现在不过是“政策靴子”终于落地而已。

  “我们用了3年多时间筹备，广泛吸纳各地的成果经验。”区教育局局长黄建平说。3年里，为了设计好一套科学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带领班子成员多次北下南上，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求教教育专家，到上海、潍坊、温州等地取经。

  因为准备充分，改革一经启动，就势不可挡。

  校长们没工夫品味，很快就被裹挟进改革潮流中，变得忙碌起来。申报新的职级，有许多工作要做。在7项改革配套文件之一的校长职级制实施方案中写得很明白，评审的内容是“科学评价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等6项专业职责履行情况”。

  “许多都是硬杠杠，比如，校长要承担课题研究，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学校发展规划和特色教育设想。”黄建平说。

  杨家山小学校长黄修龙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国庆黄金周，他整整“闭关”7天，对照细致的评审指标，完成了一份22页的校长职级评审自评报告。尽管有着30多年教龄，当了10多年校长，成绩和口碑都很好，但这一次，他莫名地有点紧张，甚至出于慎重，他申报了“中级一档”，仅是九档中的第五档。

  的确，校长们都感觉到了，这一次评审的确不一样。

  作为改革的一大亮点，区教育局引入“第三方评估”，委托安徽省教育评估中心负责此次评审。评审方式有实地走访、问卷调查、资料查阅，还要面对面与参评校长座谈。近两个小时的座谈下来，许多校长已是大汗淋漓。

  “都是内行的专家，谁也不认识谁，提问单刀直入，你要是真没做到想到，肯定下不来台。”人民小学校长许新江笑道。

  一个多月后，评审结果揭晓，黄修龙、许新江等4位校长被评为“高级三档”，其余20位校长分列中级一、二、三档。

  得知这个结果，黄修龙有点惊讶，又格外惊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对记者坦言，如果没有这次改革，按惯例，年届50岁的他也就波澜不惊地在校长岗位上干到退休。但现在，他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现在事务性工作操心少了，办学方向和教师专业发展上的思考多了。思考得越多，越觉得力不从心，还得多读书学习。”他说。当然，有压力才有动力。黄修龙也有了新的目标，两年后争取申报更高的职级。

  “对我而言，不会觉得有什么失落，而是更加明确了校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谈及没有“官帽”后的感受，许新江告诉记者。让他最自豪的是，这一年多时间，由他主持的校长课题《小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大会上展示推广。

  显然，校长职级制改革的意图，不是剥夺校长的权力，而是启示他们，校长应真正关注什么、追求什么，找到职业价值所在。

  “推行校长职级制，就是要提高校长的办学积极性，释放教育的活力。”原铜官山区区委书记昌红梅是这项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亲自参与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在她眼里，校长职级制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破解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坚决推进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体系。”

  “权力清单”激活了教育中的每个人

  到田家炳小学采访时，这所办学刚满10年的学校，正在研制校园文化建设方案。

  “方案中的许多内容，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从教师和学生中征集上来的。”校长程磊强调。

  比如，学校以什么为“校树”？建校时同时栽下的有枇杷树和棕榈树，全校师生热烈讨论，争论不已。还有，学校要为每一栋楼命名，已经征集了100多个名字，最终由教师们投票表决。

  “这些事过去可能就由校长一人考虑，但现在都是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在教代会上，校长只代表个人的一票。”程磊说。

  这不，不久前学校有一个岗位空缺，该谁上呢？程磊仍是交给教师决定，大家共同推举，从10个申请者中选出最适合的。“要搁过去，这事最容易激发矛盾，现在教师自己说了算，结果一出来，大家都没话说。”程磊说。

  这么说来，难道校长真成了“甩手掌柜”？程磊笑着摇摇头：“现在校长要做的，就是做好制度设计，制定规则，并按规则办事。”

  如今的铜官区，在各学校内部，正发生着一场从“管理”到“治理”的显著变化。

  归根结底，变化肇始于一份“权力清单”。

  2014年7月，随着校长职级制改革接踵而来的，是铜官区教育局主动面向所属学校给出的一份“义务教育管理权力清单”，共列出区教育局可行使的6大项、70条权力。

  “权力清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区教育局下发该清单的通知中有这样两句话——“明确权力边界，实行阳光行政”。

  “就是要解决政府伸手过长的问题，区教育局管什么不管什么，向学校说清楚，从而杜绝清单外权力违规行使。”黄建平说，“说白了，这相当于区教育局革了自己的命。”

  与“权力清单”配套的是一份给校长的“责任清单”，规定了校长负责制框架下，校长能承担和应承担的职责、权力。

  “校长被赋予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区教育局副局长向满和告诉记者，“现在区教育局只管校长，学校中层干部的任用、校内职能部门的设置，权力完全下放给了学校。”

  新政的效果也立竿见影。就在“权力清单”下发的当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建安小学召开校务会议，以学校文件形式发布校长的两项人事任命，聘任该校两位教师方代胜、杨得生分别担任校办主任、教务处副主任，成为全区乃至全市公办学校自行聘任校内中层干部的第一例！

  不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不仅仅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小了、学校的权力大了，其深意在于引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

  “过去校长们常抱怨，说学校没有权。实际上，许多权力也不在我局长手里。大家都在追问，权力去哪儿了？”黄建平的话很耐人寻味。

  权力到底去哪儿了？随着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黄建平在实践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权力下放，其内涵是权力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权力变成了责任，权力有了监督，进入了制度的笼子。”

  因此，在把权力交给学校的同时，还要引导校长用好权力。在“责任清单”中，校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建立学校内部现代管理体系”。

  作为此项改革的制度保障，2015年，在铜官区的教育行动计划中，建立校务监督委员会、推进学校家委会建设都被列入改革日程。一份学校重大事项群众公议清单，也真正让校长的权力置于民主监督之下。

  “因为有了民主，学校每个人的参与感都很强，也能从中找到成就感。”程磊说。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过去的一个学期，田家炳小学开展的各种大小教育实践活动不下五六十项。这些活动，许多都是教师和家长们自发组织的。

  “在学校内部，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许新江说，“现在即便我有事外出，副校长和中层干部都能各负其责，学校照样运转。”

  相应地，黄建平也感受到一个明显变化：“来局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校长少了，他们不用琢磨局长怎么想，只管踏实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好了。”

  阳光招生、阳光分班让教育者心有阳光

  2015年8月28日，铜官区爱国小学的会议室，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会议。

  当天参加会议的有学生家长、家委会委员、教师和媒体代表，在新学期开学前夕，这是该校一年级新生“阳光分班”活动现场。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也由此拉开铜官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工作的序幕。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按性别、生源类型，当场被随机分到各班，由家长代表抽出他们的班号。接下来，班主任、科任教师也大致均衡配置，由家长抽签选出他们所教的班级。

  “校务监督委员会现场公证，所有结果由各方代表签字后录入电脑，并在校园进行公示。”该校副校长杨丽告诉记者。

  “见证了分班的全过程，我很满意，一切都很公平。”一位自愿来参加分班仪式的新生家长说。

  几天时间里，铜官区各学校“阳光分班”工作先后完成，真正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同样，该区还推出了“阳光招生”、“阳光转学”，将家长们最关心的事，都放在“阳光”下进行。

  铜官区是铜陵市主城区，十多年来，义务教育均衡一直是这里的“城市名片”。如今，面临新阶段的教育新需求、新问题，教育者又有了更高的着眼点。

  “我们对教育均衡的追求没有变。”黄建平说，“但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更严格、更认真、更系统、更透明。”

  为了显示决心，在政策出台后，区政府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主管教育的副区长赵斌当场就社会各界和媒体关心的问题一一作答，并明确表示，把“阳光招生”、“阳光分班”等作为对区教育系统的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今年招生是我感觉最轻松的一年，凡是打电话要求关照的，我都请他们看看铜陵日报，所有的招生政策上面写得很清楚，谁也别想钻空子。”黄修龙说。

  即便如此，也会有棘手的事儿。黄建平的一个朋友，孙子要上一年级了。局长的朋友，学校也不给面子吗？学校有办法，他们请这位朋友担任“阳光分班”的家长代表，到现场抽签。参与了分班的全过程，这位朋友心悦诚服，事后打电话给黄建平说：“老黄，说实话，虽然我孙子没抽到想去的班级，但我支持你！”

  同样的棘手事儿，时任区委书记昌红梅也碰到了。她的两个亲戚朋友去年秋季孩子入学，满心以为她能打个招呼，帮忙解决。但是，昌红梅都咬着牙拒绝了。

  “去年的‘阳光招生’，我没有接到任何区领导要求关照的电话，我们没开一个口子。”这句话，黄建平说得很硬气。

  有了更多阳光的普照，教育的生态在发生改变。“阳光招生政策，受益最大的是我们这样的城郊学校。”金口岭小学教师夏东说。金口岭小学地处城乡接合部，生源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过去总有个别家长想把孩子送进中心城区就读。但去年秋季，学校的生源稳中有升。“特别是阳光分班后，各班生源均衡，教师们心气顺了，教学更热情、更投入。”

  看得出，“阳光招生”、“阳光分班”这些教育治理方式的变革，让教育者拥有更多阳光，影响并改变着教育的内在品质。

  “在这些新政实施前，学校的招生或分班也是尽可能公正、公平，但因为家长不参与、不了解，因此难免会产生矛盾和误会。”金山路小学教师王淑娟说。同样是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学校，王淑娟从新政中感受更多的是来自家长和社会的信任。在平时，她常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诚实，要相互信任。但是，面对身边一些不诚信的现象，她总觉得，自己的教育有点苍白无力。

  “通过阳光招生、阳光分班，最可贵的一点是，家长更信任学校、信任我们的教育制度了！”王淑娟说，“这也反过来启示我，作为教师，要让自己的教育多一些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