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6日 星期三
高效课堂变革的“法门”(一)
李 平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中学校长助理 杜金山 本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李平: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搞改革很难,改一个灶台、搬一个书桌都会流血,而且流完血依然改不动。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许多改革者的结局都比较凄惨。请问,您为何选择进行高效课堂改革这条险路?当时您认识崔其升校长吗?是什么促使您冒那么大的风险,敢在应试教育的重灾区进行这样的改革?另外,您是从何处入手进行这场改革的?

    杜金山:我承认,当年推行高效课堂并没想到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只是为了让学生学得轻松一些,让教师的教学管理变得轻松一些,让学校在升学的竞争中赢得更有把握一些。课改进行到第二年(2005年),我才认识崔其升校长,由此才豁然解决了学生学习动力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关键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课改师从杜郎口中学。通过深化课改,我们竟然在看似无意间,为中国基础教育破局找到了一条路。我兴奋地发现,一些在应试教育背景下绝对对立、无法破解的难题,通过我们的改革,竟然可以解决了。

    我之所以敢在应试教育的重灾区——优质高中推行这样彻底的课改,是因为我在当校长之前当了11年的副校长,在当副校长之前,曾连续送过多届高三毕业班。在近10年陪伴毕业生“马拉松”般疲惫至极的高考长跑中,我发现了一种非常省力的教学方法,我自己叫六段式教学法。用这种方法,学生学得好,我教得轻松,考试质量绝对有保证,这就是我推行课改的信心来源。所以,在后来的课改中,虽然有那么多人怀疑、担忧、质问和围攻,我个人对课改从来没有犹豫过,我相信课改能够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需要的升学率问题。

    至于从何处入手进行这场改革,这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年,这个问题整整困扰了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李平:很难找到问题的症结?

    杜金山:是的。根据社会学理论,改变一个群体有两条捷径可走,因为在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愿意遵循这样的法则行动:第一,谁赢听谁的;第二,谁强听谁的。当年的我,这两条法则都无法使用,一是教育的“赢”至少需要三年时间(高中一个循环);二是我刚刚当校长,绝不可能有所谓的“强”。我必须找到第三条路径,作为启动这场改革的“法门”。

    李平:重新建立标准?

    杜金山:对。其实,我当时确实是受改革开放的启发。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一次大讨论的舆论和思想准备,我们的改革开放之路将会有更多想象不到的艰难险阻。

    李平:为什么要选择“标准”作为解放思想的突破点?

    杜金山:标准,标是目标,是方向;准是达成度和准则。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做到最顶层的一定是在做标准,一个行业出问题,最根本的一定是标准出了问题。同理,中国基础教育出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出了问题。什么是好教育?怎样算好教师?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学到什么程度算是学习好?什么样的课堂是好课堂?怎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一系列标准问题。试想,如果这些标准都出了问题,想做好的教育,办好的学校,做好的教师,评价好的学生,就依错了法度。

    但是,毋庸讳言,一线校长和教师研究最多的是怎样教得更有效,学得更高效,以便在竞争中打败对手,取得所谓的胜利,很少有人去关注中国教育的标准问题。其实,标准一直存在,或正确或错误,当我们意识不到标准的存在时,意味着这个或对或错的标准已经内化了,内化到我们内心深处了,以至于我们感觉不到了。

    李平:感觉不到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觉”啊!不“知”尚可学,不“觉”大蒙昧啊!

    杜金山:问你三个问题,一定想好了再回答。第一个问题:好人会不会做坏事儿?

    李平:一般人或许会脱口而出“当然不会!”好人怎么可能做坏事呢?但是,我看过一段余世维先生的讲座视频,其中有一个案例:台湾的一个研究所招生时出了这样的考题:世间好事,十有八九乃君子所为;世间坏事,十有八九乃君子所为!因为,第一,世间君子多,小人少;第二,君子爱做事且执着,小人不愿做事儿且随风倒;第三,君子有影响力,许多人愿意追随,小人则相反。其实,古代就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所以,许多坏事其实并不仅仅是小人所为,君子所为的远远多过小人。

    杜金山:第二个问题:好人会不会故意做坏事儿?

    李平:故意做坏事还敢说自己是好人?好人即使是做了坏事,一定是无心而为,若有心为之,当然不能算是好人了。

    杜金山:好的。第三个问题:既然好人不会故意做坏事,而许多坏事又是好人做的,请问,好人什么时候会做坏事儿?

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