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用来看的，用来读的，但以书邀媚权贵，历史上竟也不乏其人。唐代的杨浑之，在科举无望之际，没有进一步努力，而是想到有权有势又喜好书籍画图的宰相段文昌，于是便“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段文昌收到厚礼后，竭力保荐，果然让杨浑之过足了官瘾。

    唐代还有一个喜好收藏古书的高官，那就是中书侍郎王涯。但王涯的许多图书都是用手中的官爵换来的。《旧唐书》是这样评价王涯的：“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这样的名声传出去，那些家有藏书又喜欢加官晋爵之人，自然趋之若鹜。

    与唐代相比，明清两代以书邀赏、拿书换官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记载，明武宗喜好元人词曲杂剧，因此“有进者即蒙厚赏，如杨循吉、徐霖、陈符所进不止数千本”。以书邀宠竟邀到皇帝家里，真是闻所未闻。

    其实，古代给皇帝送书之人，不仅是杨循吉、徐霖、陈符这几个。清代乾隆年间，高江村闻知汲古阁藏有朱性甫手书《铁网珊瑚》一书，便托徽商戴姓者许以重金急购，以便趁高宗南巡时献上此书以获封赏。无奈，当时的汲古阁主人毛扆坚辞不允，高江村最终也没能如愿。

    何煌在其跋明抄本《演繁露》题识中，也揭露了一桩献书丑闻。康熙时期，蒋杨孙因赴试不第，久困京师以致生计难继，迫不得已将自己随身携带的300余本宋版书出售，有吉水李氏者乘人之危，将这些书全部据为己有但不付分文。后来，李氏子孙将这些书献给巡抚，这批“不义之书”竟给李氏家族换来了荣华富贵，真是岂有此理。

    更有甚者，自己的书被人送给皇帝，还不敢说出对方姓名，清代朱锡庚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朱锡庚的父亲朱筠素喜好藏书，在他南下担任安徽学政后，将家中藏书委托给门人吏部主事程晋芳、礼部主事史容积收贮。四库开馆后，朱筠将家中藏书的书名开列出来呈奏乾隆，表示愿意将这些书呈献给四库馆。可是，当乾隆命馆臣按单索书时，没想到这批书早被程晋芳借给别人，而那人又以自己的名义抢先呈给四库馆，让朱筠好不尴尬。这个献书之人肯定权势不小，以致几十年后的道光三年，朱锡庚在回忆此事时，依然不敢指名道姓，真是“有苦说不出”啊。此事被傅增湘记载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有兴趣的人不妨一阅，仔细地考证考证，查查这个不义之徒到底是谁。

    购书藏书本是雅事，朋友之间相互交换、赠送也是常有之事，但如果目的不纯，那么雅事就变成了丑事，书籍也就成了“不义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