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07日 星期三
严复:国难当头,不负教育家使命
魏伊美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他提出的“三育体系”等教育理念影响至今,是当代基础教育中“德、智、体”全面发展标准的基础。

    10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炮响,把威武辉煌的“北洋水师”变成了过去式,把洋务运动的自豪打到谷底,这一场国难终于让国民有了切身的危机感。对于一直思考中国前途的严复而言,这次失败是一场莫大的打击,中国将走向何方,中国的教育又该走向哪里?

    “培才久矣,实无一士”。在严复看来,这固然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洋务的结果,然而自己在北洋水师学堂也没有什么得意门生,为何培养不出优秀学生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宛如在熊熊烈火之中,中西社会发展巨大的差距摆在世人面前。救国的根本何在?严复认为,“根本救济,端在教育”。为此,他提出著名的“教育救国论”,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在这位深思远虑的教育家眼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救国方案是针对全体国民的,必须通过提高每一位国民的综合素质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

    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严复认为,首先要从废科举入手。科举制度是毁灭人才的制度,它扼杀了人民的创造力。严复清楚地意识到,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培养维护专制王权的奴才,科举制度是专制统治赖以生存的重要根基,也严重制约了教育的良性发展。严复批判的矛头便转向这“害人”之物,他严厉指出“八股三大害”:“锢智慧”“怀心术”“滋游手”。只有废科举,才能挽救危险的局面。

    然而,摆脱科举的束缚对于教育改革还远远不够,严复是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体系”。

    所谓“鼓民力”,严复认为,“今者论一国之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国民的身体素质是个人生活的保障,也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国民的精神焕发依赖于身体健康,这关乎中国人民整体的精神面貌,除了让国民加强锻炼和注重饮食之外,还要通过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宣传禁食鸦片和废止缠足,提高国民整体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意识。

    “开民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重德轻艺”,民智的培育受到挤压。严复强调,民智是国家“富强之原”。严复把智育的目标确定为传授知识和培养智力,并且认为后者更为重要,授之以渔总是更好的。

    “新民德”,即建立现代公民道德。严复认为中国国民缺失自由与民主,长期以来统治阶层的压制,使中国人的血液里带着一种“奴性”,缺乏主人翁意识,公民道德观念淡薄。他主张借鉴西方教育体系中的德育,“立基于宪政社会的现代公民道德”,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具有不受拘牵的自由人格、各得分愿的平等意识、合群保种的集体观念,成为拥有与其义务相平衡的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

    严复也是较早看到美术教育重要性的人。作为一个艺术修养极高的学者,严复很清楚地认识到民族艺术的实用功效以及它在陶冶情操、增强民族自信心方面的独特作用。这里所说的是广义上的“美术”,也就是“艺术”。严复希望通过美术教育提高国民的艺术修养,改变当时国民的精神状态,从而改善中国人民整体的精神面貌,让国民分辨美丑,自觉追求真善美的内容。民族艺术的前途与国民的未来也息息相关,他希望在艺术方面重振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严复的“三育”体系,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改变旧的教育模式,培养适合于时代发展并具有独立性的新公民,民强则国强。他的教育理论围绕“救国”的大主题,但他并没有把救国当作教育的唯一目标,而是在社会与个人中寻求统一,没有忽略个体的价值与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严复是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为时代服务,又不拘泥于时代,没有把教育变成纯粹的救亡手段。

    严复身体力行,办报、办学堂、著书立说、讲演,把他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1902年,严复受聘成为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1905年参与组织复旦公学,1906年任校长,同年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他当时就提出“不可全中”也“不可全西”,应该“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

    作为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教育家,严复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值得研究和学习。他在“三育”体系中提出的“德智体”共同发展,如今仍是育人重要标准;他引进的“三段式”学制沿用至今;他提倡的实业教育在现在的专科学校被落实;他大力支持的妇女教育现在已不是空话……严复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当时中国的教育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作者单位系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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