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1886—1961），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学者、教育家和思想家，著作有《建立学界论》《建立学界再论》等。

    1935年8月，一道任命传至四川，令四川教育界人士欢欣鼓舞，因为川籍科学家任鸿隽即将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而任鸿隽对这份委任也是欣然接受，因为他早就有造福桑梓的想法。

    22年前，作为首批“稽勋留学生”，任鸿隽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顺利取得化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赴美留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任鸿隽创办《科学》月刊，组织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并出任首任社长。为了“科学救国”的抱负，任鸿隽在科学研究、科学应用和科学教育三方面努力奋进，渐渐成为留学生中“领袖群伦不自高”的风云人物。回国后，他先后在教育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机构任职，丰富的经历使得任鸿隽对中美教育都有深刻的认识。而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并未放弃对家乡的关注，曾先后发表《如何解决四川问题》和《剿匪中的四川问题》等文。

    任四川大学校长后，任鸿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除时弊，明确办学方向。当时的四川大学是1931年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的。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和兵马混战，四川大学的校务颇受地方干扰，不仅校舍破烂不堪、教学方式陈旧，而且积弊甚深：学校帮派林立，教师各自为战；经费拮据，工作难以良好展开；设备匮乏，书籍、仪器等远不如其他省的大学。

    面对这种状况，任鸿隽决心除旧布新，以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将四川大学建成中国著名学府之一。他在川大学子举行的欢迎会上表态：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一是实现现代化，无论文理各科，均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原则；二是实现国立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立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之后，他又在多种场合阐述国立化和现代化的治校方略。为达到治校目标，任鸿隽进一步提出了建校的“永久计划”和“临时计划”。所谓“永久计划”，就是长期目标，是另择校址，重新布局，把川大办成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第一流综合性大学；所谓“临时计划”，就是短期安排，抓住学校的校舍、师资、课程、设备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即动手改造，争取尽快见效。

    在任鸿隽看来，四川大学要想在短期内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成为国立化、现代化大学，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建设。针对教师中川籍教授过多、派系纷争导致的学术交流不畅问题，以及陈腐教员众多、压制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任鸿隽上任后，大胆解聘了不学无术的滥竽充数者，同时坚持“学诣第一”的原则，大公无私、任人唯贤，竭尽全力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到校任教。正是在任鸿隽的努力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颐、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著名国学家丁山、植物病理学专家朱健人等先后被聘到川大任教。教师队伍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之所以先从师资入手，任鸿隽有如下观点：校舍建设只是大学的“轮廓”，师资和设备等才是大学的“内容”。他做了一个假设：若有2000万元巨款办一所大学，至少要拿出1000万元充实学校的“内容”，也就是说“拿来延揽学者、购置设备，以求教课及研究的进步”。其余的1000万元，则慢慢放在“校地经营与建筑上”。

    此外，任鸿隽还在教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研读过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并深受皮尔逊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关于知识的起源，好奇心比实际需要尤为重要。”因此，任鸿隽提出“求知为科学的动机”的命题，从教学内容入手，删减掉一些陈旧的课程，同时增加了一些反映现代科学发展趋势的新课程。在教学方法方面，任鸿隽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研究实际问题。他说：学政法的要研究地方政治，学经济的要调查城市商业流通，学农的要深入农村改良物种，学理化的则要去调查工厂生产状况。在教学管理方面，任鸿隽主张实行贷款与奖励制度。例如，他规定凡三年级以上的贫困学生学年总平均分数在75分以上者，可向学校申请贷款，毕业后两年内分期偿还；每班前三名的学生可免缴全部学杂费。所有这些措施，均得到师生好评。

    由于任鸿隽雷厉风行的改革，四川大学逐渐变得欣欣向荣。他在教育、科学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被后人所传颂。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