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一生专著颇丰，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上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场面庄重而热烈。马寅初在致辞中说：“兄弟我今年69岁，既然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目睹校长马寅初这次讲话的师生，都感觉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直率。据说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马寅初也是这样跟毛泽东称兄道弟：“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着问：“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马寅初说：“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马寅初的请求。就像这样，“兄弟”几乎成了马寅初的口头禅。

    马寅初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求学历程息息相关。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知识面十分广，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理工科知识，其根基都很扎实。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并被北洋政府保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当看到纽约市的繁华，他认为只有从经济入手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因此选择经济学为主科，法律社会学为副科。1910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学成回国后，即走上各大学讲台，到1960年辞去北大校长，一生从教45年。这些经历对马寅初一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

    马寅初成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与他的身份转换也有很大关系。他的初衷是研究中国经济，以此为国效力。但自从担任大学校长之后，思想也随之产生许多重大变化。他对中国教育的思考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和管理思路。在浙江大学，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有用的劳动者，体现了教育与社会融合的思想；他提出以教授治校，主张学界要与政府机构进行良性互动，使学校教学计划与国家建设计划相符合；他一贯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认为这是国家发展的基础。

    在北大，马寅初不止一次地强调，一所大学要有自己持久稳定的精神，北大要有北大精神。他理想中的北大精神就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马寅初注重学生身体和身心的和谐发展，曾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负担重，一定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合理搭配。”他对相关领导说，一所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教职工，更离不开学生；大学想发展，就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这几个方面的作用。这种思想符合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而把这种办学理念放在20世纪50年代，着实体现了马寅初的远见卓识。

    马寅初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许多教育思想都体现在作为一个学者的实践中。不论在经济研究中还是在校长职位上，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学以致用的原则。马寅初坚持主张高等教育与科研相结合。他指出：“社会是一个大实习室，而学校是一个小训练所。在训练所中所学的，必须与实习室中所做的趋于一致，庶不违反‘学以致用’之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切学习苏联，而苏联是教学与科研分开，科研由科学院进行，大学只搞教学。马寅初反对这一做法，主张高等学校既要搞教学也要搞科研；以科研成果教学生，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他以身作则，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研究社会问题，把国家的需要作为当务之急。马寅初的许多言论和著作强调理论与事实并重，体现了高度言行一致的精神。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喝了许多“洋墨水”，研究成果却全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味”！

    马寅初的人生以“硬朗”著称。他的性格坚强而执着。曾因《新人口论》遭到猛烈批判，被打成“右派”，可他就是不屈服，反而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实际工作中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虽然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从政治、学术舞台上消失了，但这位不妥协的学者却顶着巨大压力在家乡嵊州搞农村调查研究，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不幸的是“文革”又起，他不得不将几十卷手稿亲手烧毁，悲愤欲绝地说：“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有研究者称，马寅初这种“单枪匹马”默默抗争的行为，与其一贯倡导的“北大精神”是吻合的。晚年的他除有腿疾，身体仍一样的“硬朗”。这得益于马寅初一直坚持锻炼，从年轻时就养成每天洗冷水澡的习惯。

    马寅初所从事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他作为大学校长，所展露的杰出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对我们今天教育工作者来说仍然有无可比拟的启迪与参照价值。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市襄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