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前创办私立聋校到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公立，从后勤杂务到教学一线，从爷爷、奶奶到儿媳、孙女，一家祖孙三代7位特教人持续接力75年，在无声世界里照亮了1000多名聋哑学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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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岁那年的开学季，在浙江省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张沁丛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准时从家出发，倒两趟公交车，在无声和有声两个世界里穿梭。

    如果说张沁丛的爷爷张忠铭拉开了温州特教历史的序幕，那么张沁丛便是他们一家祖孙三代接力特教的新接棒人。从爷爷张忠铭参与创办温州第一所聋校到祖孙三代接力聋哑人教育，张沁丛一家是温州特教事业历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符号。

    在75年的时间跨度里丈量一家三代特教人的历史，你才会更加真切地理解一家祖孙三代7位特教人的“手语之爱”。在聋哑人的世界里，他们用手述说着什么是师爱、什么是责任。

    2010年，张沁丛和她的奶奶黄灿霞、叔叔张建浩、母亲陈湖湖等同时获得“年度温州教育新闻人物”荣誉称号。评委会给予他们这样的评价：一家人接力聋哑人教育，祖孙三代用手“说”爱，书写着别样的特教世家。

    “人间至苦，莫若聋哑”

    张忠铭是温州聋校的创办人之一，也是温州很多聋哑学生幸福人生的源头。

    时光切换到1947年10月10日，私立温州聋哑学校正式宣告成立。彼时，办学条件异常简陋。没有专门的校舍，有人捐赠10张桌子、1张床、1个时钟、1个皮球和几条跳绳……这便是学校的全部家当。

    据当年第一位学生池曼青回忆，当时学校的条件的确很简陋，但大家都很开心。“两张凳子上横一条竹竿，就是跳高的体育器材；房梁挂上绳子和木板就可以荡秋千；想踢小皮球、跑步，老师就带我们几个学生到野外”。

    聋哑学校创办的背后是3位聋人的故事。张忠铭小时候因为一场高烧导致失聪，好在当时家里条件还不错，就把他送到上海福哑学校学习手语，大概读了4年多书，直至抗战爆发，学校停课，张忠铭才回到温州。在福哑学校张忠铭结识了比他早两年入学的同乡陈希聪。

    回到温州后，张忠铭在自家厂里做账务登记员，平时与陈希聪经常聊起聋哑人生活的艰难。正如后来他们在创校缘起中所描述的：“人间至苦，莫若聋哑，五官损其二，毕生毕业，沉沦于痛苦愚昧之域……”虽然聋哑人无法言语，但天性同普通人无异，如果能接受教育，也能为国家、社会所用。但彼时，“英美诸先进国家举办聋哑学校，屈指已有数百余所，且有大中学设备，反顾我国只有寥寥几所”。

    当陈希聪提出要办聋校的倡议时，张忠铭和同是聋人的陈宾石便第一时间响应，并一道为之四处奔走。

    1946年，刊登在报纸上的聋哑教育启事引来了聋校的首位学生池曼青，此后又陆续增加几名学生，授课地点就在陈希聪的家中。一年后，学校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3人商定邀请上海具有丰富聋校办学经验的聋人蔡润祥出任首任校长。于是浙南地区第一所聋哑学校就这么诞生了。

    办学初，学校老师都是聋哑人，招不到健全人当老师，张忠铭动员妻子黄灿霞到学校工作，黄灿霞便成了全校的“耳朵”，负责对外联络。“除了义务帮忙，跑部门、筹经费，奶奶还经常将自家的用具搬到学校。”张沁丛说，“爷爷奶奶省吃俭用，学校缺什么，就从家里拿什么，家里的生活费都被爷爷用在了学校。尽管如此，仅有的经费也只够买纸张，由爷爷刻蜡板誊印教学资料。由于长期刻蜡板，爷爷的手指骨严重变形。”

    1952年聋校改为公立温州市聋哑学校。作为聋哑学校的老师，黄灿霞常说：“在聋哑学校，教师不仅是教师，更是一名保姆；不仅要有爱心，更要有耐心。因为老师少，我只能丢下家里一摊事情不管，把精力都花在这些聋哑孩子身上。虽然忙得没日没夜，但精神上却很满足。”

    “奶奶在学校当总务多年，为国家省经费，购买办公用品、书本簿册及其他用品，一辈子没报销过一分钱的运输费，轻的自己搬，重的则让年龄大一点的学生骑着三轮车，而自己推着跑。”张沁丛说。

    1976年黄灿霞离休，1979年张忠铭离休。“爷爷奶奶出于对聋教事业的热爱，也出于对聋哑孩子学习知识重要性的切身体会，已是花甲之年的二老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和两位姑妈在乐清湖头创办聋校，后来成了乐清聋校的前身。” 张沁丛说。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过世，张忠铭享年84岁，黄灿霞享年93岁。“奶奶在世时，她的学生有些虽70多岁高龄，依然经常过来看望奶奶，过来陪奶奶聊天”。

    “聋哑人教育这条路很难走”

    黄灿霞离休后，校方动员黄灿霞的儿媳陈湖湖顶替她的工作。1979年，陈湖湖正式成为一位特教老师。那时，学校教职工已有30多人，学生在200人上下。“想当好一名聋哑人老师，没有其他，只要有爱心。”黄灿霞经常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媳。

    陈湖湖当时虽无经验，却已经从公公婆婆身上学到特殊教育最重要的品质：爱心、耐心、真心。

    陈湖湖一边自学手语，一边在温州师范学校进修学历，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张沁丛眼中，母亲性格温和开朗，教学语言也丰富，很快便进入状态，与学生打成了一片。为了让学生能学得更好，陈湖湖每天刻苦学习手语，起早贪黑，像着了魔一般只要有空就拿起手语书来学。没多久，她就能熟练使用手语了。

    张沁丛介绍说，记得母亲教过的班级中曾有一个来自福利院的孩子小许，每当节假日同学们被父母接回家时，这个孩子的眼里便充满了忧伤，她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假期母亲都带她回家，“每次母亲给我买衣服时，都会多买一件给她。在妈妈的教育下，小许努力学习考上了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你肯定觉得聋哑孩子的课堂是非常安静的吧，其实不是的，只会更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湖湖说，“因为他们听不到声音，又很想表达，就会不自觉地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而我们老师为了训练那些有微弱听力学生的听力，会讲得声音更大。所以课堂上经常会很热闹。”也正因为如此，陈湖湖落下了咽喉炎的毛病。而这个病，几乎是所有从事听障教育者的职业病。“聋哑人教育这条路很难走，但是从我公公身上，我看到一名聋哑人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是眼界，更重要的是人生态度”。

    每看到学生的一点进步，陈湖湖都觉得一切付出是值得的。陈湖湖至今保留着每届学生的毕业留影，整整两大本厚厚的相册。

    2009年上半年，陈湖湖离开了讲台。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她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后来开始转身做义工，担任聋哑人案件翻译工作，调解聋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宣传法律知识，还获得过“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张沁丛的叔叔张建浩比陈湖湖进入特教领域更早。1972年，张建浩进入温州市聋哑学校，成了一名体育教师，担任学校各项体育赛事的训练工作。通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少学生在体育运动中找到了出路。他的学生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不仅获得多块金牌，有的还打破了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在学生眼里，张建浩是个“矛盾体”——训练时严厉、生活里有趣。温州市残联成立后，张建浩兼任温州市残疾人体育总教练带队参加过省、市级残疾人运动会各项比赛。

    2004年，张建浩被评为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个人。那时，张沁丛才知道，一个动作叔叔常常要示范几十遍甚至上百遍。有一年，为了帮助下肢瘫痪的游泳运动员张红钹增强腰部力量，叔叔每天都要扶着她练习200次负重背起。

    聋校的学生一届又一届毕业离校，步入社会，从事不同的职业。据不完全统计，自温州聋校建校至2009年合并前，共培养出1000多名学生。有不少当年从聋校走出的学生，也都在各地的聋校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温州苍南、文成等地陆续开设的聋校，创办人都毕业于温州聋校。

    “我愿在无声世界里做一盏灯”

    张沁丛从小是在温州聋校长大的。

    之所以大学时学习特教专业，毕业后又专门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特级教师，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环境和祖辈的嘱托。“爷爷是聋哑人，我小时候放学就会到聋哑学校去等妈妈，有时候妈妈还在上课，我就静静地坐到最后一排看她上课。”张沁丛说，自己的整个童年是在聋哑学校度过的，相较其他老师，她对聋哑孩子更多了一份感情。

    如今，祖辈都已故去，父辈也已退休，“接力棒”传到了孙女张沁丛的手中。提起“接班”这个事儿，张沁丛说：一是因为爷爷的遗愿，二是因为从小的熏染。

    2002年冬天，爷爷去世时，临终的遗愿是希望他的孙辈中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延续他的聋教生涯。“当时，哥哥姐姐都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专业，而我成了唯一能够完成爷爷遗愿的孩子。尽管迫不得已答应了，可我内心却充满了抗拒。”张沁丛喜欢英语和历史，压根就不想当教师，更不愿意当聋校教师。但是，在高考结束填写志愿时，张沁丛还是如爷爷所愿以超出分数线几十分的成绩报考了南京特殊教育学院，成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听障方向的大学生。

    在大学期间，张沁丛经常做志愿者，尤其是大三时她不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南京、溧水等地，几乎每个星期都去一些康复机构。这期间，通过帮助特殊学生，“我找到了一种意义感”。

    2007年张沁丛正式踏上特教旅程。“爷爷、奶奶、大姑、二姑、叔叔、妈妈，加上我，家族里共7人从事过特教工作。作为独生子女，我的选择代表了我们家族对于这个职业的认同。” 张沁丛说。张沁丛的爱人本是一名优秀的电子工程师，受张沁丛家庭的影响，2017年也光荣地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刚工作的那年，张沁丛接手了一年级班主任工作。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但真正走进教室，嘈杂的吵闹声把张沁丛拉回到了现实中，教室里乱哄哄的，孩子哭的哭，闹的闹，还有追着家长往外跑的。“妈妈告诉我，一年级是一切新的开始，是抓好行为习惯和课堂常规的最佳时机。这话听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很难，今天教的习惯，明天就又回到原点”。

    慢慢地，张沁丛还是适应了这种生活秩序。受祖辈和父辈影响，张沁丛知道，与聋哑孩子相处，当他们高兴的时候，可以用丰富的肢体语言陪着他们一起高兴；他们生气的时候，自己却不能生气，要耐心地先安抚，等他们平静下来后再讲道理……

    特殊教育学校里，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有让人心痛的故事。张沁丛在担任启音部七（2）班班主任时，班上有个叫小吴的学生。小吴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几乎打遍了任课老师。小吴父母离异，父亲有前科，遭母亲弃养。一个宁静的夏夜，张沁丛刚哄睡完孩子准备睡觉，突然值日老师打来电话带着哭声说，小吴受伤了，玻璃片划破了手腕，大出血，3条毛巾都包不住外涌的鲜血。事态非常严重，张沁丛立即让值日老师叫救护车，随后向校领导做了汇报，驱车赶往医院。医生说孩子手腕断了两根肌腱，必须马上手术，但需要家长签手术同意书，当联系家长时两人却以各种借口拒绝前来。可孩子的伤情不允许再耽搁了，无奈之下请示领导后，张沁丛在这份手术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安抚了意识还清醒的小吴，看着手术室的大门徐徐关上，一小时、两小时，直到手术结束得知孩子安好，张沁丛才缓下那口气。那是一个难眠的夜晚，“守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也守着自己同样作为人母的心直到天亮”。

    张沁丛爱她的学生，“喜悦、哭泣、大叫，在这样充斥着各种情绪的世界里，我要教会他们穿衣、洗漱、如厕、与人交往等个人生活、适应社会的技能，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尽管孩子们的每一个微小进步背后都要付出很多，但张沁丛说，特教工作就是“牵着蜗牛散步”。没有抱怨，只有努力，总是静待花开。张沁丛说：“我愿在无声世界里做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