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本书是达恩顿根据瑞士18世纪时的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研究法国大革命前夕书籍流通和阅读状况的专著。作者从一个出版社的客户资料入手，管中窥豹，爬梳出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图书市场情况。本文选自全书的结论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书籍是如何不受控制地在法国流通，包括那些启蒙作品，又如何对现时产生了作用。书籍是有生命的，它源于人的需求，不管是书籍的从业者，还是教授书籍的人，我们永远不能忽视这一点。（杨赢）

    ————————————————

    循着一位销售代表1778年巡游法国的旅程，我尝试说明当时的图书是怎样到达读者手中的；我还通过研究1769到1789年间书商们的通信，尝试说明这些图书具体是什么——也就是说，描述了旧制度时期最后几十年里在法国传播的图书的一般特征。这种书籍传播研究远不彻底，它忽略了被看作书籍传播方面最重要的内容：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反响。但我不怀疑研究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认为它们非常重要。我把本书的调研工作限制在书籍史的一个方面，并从不同寻常的陌生视角加以审视——在街道上，载着图书的货车隆隆地碾过乡村；在书店内，书商们把书籍的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专心研究这些主题，就算无法回答两百多年前人们如何“消费”图书这个关键问题，也有可能提出有关书籍传播的一些可靠结论。书籍的生命经历（the lived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法文中的“la littérature vécue”——本质上是一个“阅读”的问题，而读者呢，很遗憾，他们在这个故事里并不重要。

    读者散落在材料各处，常常足以让我们形成一个关于阅读群体的大致概念。从书商信件里的参考名单，和像罗贝尔和戈蒂埃的破产文件这样的特殊文献来看，读者是由社会上中层的不同群体混合组成的，其中有贵族、地方法官、行政官员、军官、牧师、律师、医生、商人、乡村的富裕地主，或许还有城镇里比较富裕的商人店主。这些人读书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仍然是个谜。最近，一些重构阅读史的尝试已经获得了重要进展，但一直没有摆脱可用资料匮乏的困境。尽管档案资料中处处散落着提示性的页边注解、摘录簿、日志记录和其他文献，但它们不足以构成能够支持某种一般性解释的证据。我们只能做一些个案研究，其中许多做得很出色，但没有一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可以提供一条回到过去的明晰途径。

    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书籍世界是一个移动的世界。就连正规的书商，如罗贝尔和戈蒂埃，偶尔也要驾着马车在路上奔波，来满足村镇居民对书籍的需求。对图书的需求一直在扩大，直到旧制度时期的最后十年；而这是从17世纪继承下来的行会结构所无法满足的。正是为了满足需求，众多小企业主和中间商应运而生，他们在官方机构的边缘经营，常常要突破法律限制。到1770年，书籍的流通就已经溢出了那些曾经限制它的屏障。

    那些试图操控书籍流通而常常被它卷走的图书贸易从业者，在18世纪法国的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的故事属于最广义的书籍史。这些故事在19世纪早期依然存在，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巴尔扎克捕捉到，被写进了《幻灭》。但在巴尔扎克之前，要让书籍到达思想市场，就得上演整个一部人间喜剧。人物角色如何发挥作用，书籍世界怎样像情报通信系统那样运转，这是本书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个故事引发了书籍需求的识别问题——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可以得到解答。当然，它还提出了更宏大的问题，关于书籍与革命的关系，关涉公共舆论和集体行动，都能引发无休止的辩论。这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我在本书里没有深究，因为随着书籍史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我决定只讨论在这个知识领域内可以解答的具体问题。

    然而通过推测，我感到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人们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渊源。关于书籍需求的统计表明，启蒙思想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旧制度时期的文化。当然，启蒙哲人们的著作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思想张力，但是如果非要选出一部最能证明启蒙思想普及情况的著作，那就非梅西耶的《2440年》莫属。这部顶级畅销书展现了一幅按卢梭式原则治理社会的美好图景，与梅西耶另一部揭露当时社会秩序的残酷不公的畅销书《巴黎图景》形成了鲜明对照。我还想强调书商们的信函中经常提到的其他三位作家——雷纳尔、米拉波和兰盖——的知名度。在伏尔泰和卢梭去世后，这三位作家对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把专制权力对普通法国人自由的威胁人格化了。政治毁谤书的最佳代表是《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强化了专制主义的主题，并把它跟顶层社会腐败堕落的画面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诽谤引起的共鸣，或许比不上那些喜爱像《感情的考验》这类小说和像《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这类儿童书籍的读者被引发的情感共鸣。有些最流行的书籍以伏尔泰的风格拔高并讥讽既定秩序，而伏尔泰自己的作品也频频出现在书商的订单中。然而，书籍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其中的主调还是呼唤温情与美德。与时政有直接联系的书籍很少，有关内克内阁的论战作品除外。最畅销的书籍传达的不是明确的政治信息，而是与既定秩序格格不入的一般观点。在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中，这种观点的表达铿锵有力。这部皇皇巨著虽然写得混乱无序，充满了破绽和矛盾，却处处跃动着能量，而且大多表现为道德上的义愤填膺。这些书籍尽管五花八门，却都传达了一种灌注着隐藏信息的世界观：眼前的世界不是世界应有的样子。另一种现实正在头脑中建构。随着书籍自1769年以来在商业渠道的传播，到1789年，思想即将变成行动。

    那些把满足读者对书籍的需求当作生意的图书贸易从业者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铺垫道路。他们专心致志地忙着手头的生意，而当他们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又听起来似有所悟。身为出版商，奥斯特瓦尔德曾说道：“你只能相信你亲眼所见的和你五指所握的。”身为书商，图尔的让-弗朗索瓦·比约在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里写道：“您肯定知道我们这里有句俗语或粗话……99个烤肉师傅富得流油，一个卖书的饿得要死。”他们所经历的书籍世界严酷无情，深深植根于旧制度，难以捱过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因此，这个世界最终幻灭了。

    （选自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高毅、高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