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日是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037年1月8日。纪念苏轼诞辰的“寿苏会”，历来也都是挑腊月十九这一天。 苏轼生日的记载最早源于苏轼本人，他在黄州时所作的《李委吹笛并引》明确说“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再加上他反复提到自己出生于“丙子年”，因而可以确定其出生年月日。这些都出自苏轼自己的一手材料，似乎十分可信，所以历代关于苏轼的生日基本没有争议。 然而，同样出自苏轼之手的另一些材料，却暗示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 苏轼所著《东坡志林》，卷一记载了他对韩愈的同病相怜之叹：“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苏轼根据韩愈“月宿南斗”的描述，得知其身宫是摩羯宫（中国二十八宿体系中的斗宿，对应西方黄道十二星宫体系中的摩羯宫），而自己的命宫也恰是摩羯宫，因而感叹两人都“多得谤誉”。 《东坡志林》卷二中，苏轼还有如下陈述：“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身宫在焉。”这里增添了关于他身宫的信息：苏轼的命宫、身宫都是摩羯，即“身命同宫”。 那么，究竟什么是身宫，什么是命宫？它们与当代人口中的星座是什么关系？苏轼是现在意义上的摩羯座吗？ 根据古代星命学文献，出生时月亮所在的黄道星宫就是所谓的身宫。比如，韩愈出生时“月宿南斗”，月亮位于斗宿，斗宿属于摩羯宫，因而韩愈的身宫是摩羯宫，身宫约等于现在的“月亮星座”。 关于命宫，《张果星宗》一书说：“安命以太阳度为主，以生时加于上，顺数本人生时，逢卯止，即为命宫，是何宫主也。”意思是说，出生时东方地平面与黄道的交点处是什么星宫，这个正在东方上升的星宫就是命宫，命宫约等于现在的“上升星座”。 而我们一般说某个人是某星座，其实既非月亮星座，也非上升星座，而是“太阳星座”，要看一个人出生时太阳所在的黄道星官。在几千年前，这套黄道十二宫体系诞生于古巴比伦时，太阳位于摩羯宫的时间大概是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下旬。 由此可知，一个摩羯座生人，由于他生日当天摩羯宫与太阳在一起，与太阳一同升落，夜空中当然是看不见摩羯宫的。韩愈说自己生日当晚“月宿南斗”，亦即夜里能看见摩羯宫（南斗）和月亮，那么可以倒推韩愈一定不是摩羯座，摩羯只是他的月亮星座，而非太阳星座。 韩愈并非现在意义上的摩羯座，那么苏轼是不是呢？按照记载，苏轼出生于1037年1月8日，当时太阳正位于摩羯宫，所以苏轼正是现在意义上的摩羯座人。再结合《东坡志林》中关于“身命同宫”的材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苏轼的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身宫）、上升星座（命宫），竟然全是摩羯宫！ 但是，如果细究起来，这三个摩羯宫之间其实存在矛盾。 太阳星座和月亮星座都是摩羯宫，意味着日月同宫，均在摩羯。而根据常识可知，日月同宫或两者黄经相近时，一定是朔望月的晦朔之时，即月初或月末——这就与苏轼生日为十二月十九日相矛盾。也就是说，传世文献里关于苏轼生日为“十二月十九日”与“身命同宫”的记载相互龃龉，二者必有一误。 那么，究竟是关于“身命同宫”的文本有误，还是“十二月十九日”的文本不确呢？ 先看前者。言及苏轼“身命同宫”的文本，最明确也最早的当数《东坡志林》。虽然此书真伪参半，但尚无任何确证证明前文所引的两条是伪作。卷二直言“身命同宫”的内容在一些苏轼的文集中还题作《书谤》，极大概率出自苏轼本人之手。况且，关于苏轼“身命同宫”的说法，去苏轼未远的南宋葛立方、方崧卿、樊汝霖等人皆曾论及，再加上苏轼本人《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谢生日诗启》等诗文，在苏轼去世后不久就已形成了一大批相互印证的文本群。 相比之下，记载东坡生日为“十二月十九日”的《李委吹笛并引》却算一个孤证。除此之外，更无苏轼本人及其亲友的任何诗文明确记载苏轼的生日日期；而一些间接与苏轼生日相关的诗文，连季节时令特征都很难看出，遑论具体日期了。 两相比较，“身命同宫”的相关文本无疑更为扎实，而“十二月十九日”的证据则略显单薄。现在无从证明任何一种文献为伪，仅能依靠证据的多寡和详略而更加倾向认为苏轼“身命同宫”无误的可能性更大。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妨提出一种猜想：《李委吹笛并引》最早的文本，首句可能遗漏了一个“二”字，原文当为“元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坡生日”。这样猜想的依据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近于朔望月的晦日，当天日月黄经相近，且均位于摩羯宫。若苏轼在当日清晨降生，出生时太阳、月亮均以摩羯座为背景升出地平线，正满足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身宫）、上升星座（命宫）同为摩羯宫的条件，也符合除《李委吹笛并引》外所有文献关于东坡生日特性的记载。 如果这个猜想不错的话，那么苏轼真正的生日应“推迟”十天，为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18日。苏轼依然是一名摩羯男，只不过举办了数百年的“寿苏会”，恐怕就挑错日子了。 （作者单位系中国国家版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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