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教育，确实应有“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去改革，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坚决打破体制壁垒。但是，从全国层面看，教育行业发展还存在歧视性限制等制度障碍，要促进全国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必须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特别要关注或警惕的是，一定不能一边在“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一边又制定出新的歧视性政策。今天，发展民办教育必须跨越两个深层次的认识“误区”。

  突破“大办公办教育才是惠民”的政策障碍

  一直以来，一些人把办好公办教育看成是份内之事，把中央的“财政向民生事业、向教育倾斜”的政策，仅仅理解为向公办教育倾斜。从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快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后，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加强公办幼儿园的政策。一时间关于认为“大办公办教育才是党的惠民政策体现”这一认识误区广泛流传。这是典型的没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传统观念。

  事实上，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也是惠民政策的载体。如广东省东莞市就决定采取财政扶持的办法，对全市公、民办幼儿园教育“拉着走”，这不但是全面解决学位短缺问题的好办法，也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大事的高效举措；它促进了民办教育的稳定发展，使政府有了一个规范民办教育的“抓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曾指出，“广东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和民间的资源。花一个亿可以办一所公办学校，也可以办三所民办学校。同样的钱却有三倍的效益”；“在教育方面，政府不能再大包大揽，应当放手给社会和市场去做”；“可以满足一些优秀民办教师的入户指标，省里在搞外来工积分入户，学校骨干应适当加分”。欧广源建议，对于解决教师的福利待遇问题，应做到一视同仁。

  按照现有的纯公办幼儿园的办园成本核算，除了会造成更大的教育不公以外，也将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教育的普惠性不是只有高价投入的公办校（园）才能体现。如果我们能有“国民教育”思想，能用“一分钱掰成三瓣用”的高效益理财理念，全面扶持民办教育，不但可以更快地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甚至很快会为今后的国家普及性义务学前教育打下很好的基础，同时推动一批批公、民办精品学校（园）的崛起和成长。

  突破“收学校的税是为民强国”的政策障碍

  税收是政府对社会劳动作第二次国民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国家利用税收调节国民收入的相对均衡，并把它通过教育、医疗卫生、发展科技和国防、提高退休待遇、住房补贴、提供公共免费服务（政府、警察、司法），以及改善城乡道路、设施、环境，甚至直接用于货币资助等途径，把国家的关怀和福利惠及全体国民；同时也集中相当的财政力量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体现社会公平。政府通过财政支持的办法把社会主流价值观灌输给国民，而通过教育或学校以及其中的知识选择去实现，正是最关键的路径。

  教育是国家福利的一部分，也是国家进行国民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和结果。教育的结果是出人才，人才首先存在于社会，是为全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所以教育的公益性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自然消失的“本性”。因此，教育也就成了政府财政的责任。税收和教育都是政府对社会劳动作第二次国民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彼此不能相互损害。

  中国民办教育本来就是在政府财政面临困难背景下重新崛起的。民间资本及其拥有者，在国家困难之时为国家之大义出钱出力举办发展起民办教育；后来政府有钱了，倒过来要收取这些过去和现在都在帮助国家与人民的民办学校的税了。“收税是为民强国”这一硬道理在对待民办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上，恰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从情理上看是不合适的：这本来是你应该做的，你没做好或来不及做好，现在我帮你做了，怎么你就还要我交钱了，甚至于非得要我选择——要么全部无偿上缴国库即不要回报不要产权，要么就是企业待遇，让你负枷而行、死而后生？结果是给全社会的印象是做教育做好事做好人难。

  从现实上看也是不合适的，到现在为止，明明是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发展中的国家，偏偏单取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的经，殊不知发达国家不仅不对私立学校经营结余征收所得税，而且还给私立学校教师发与公办学校同样的工资，学校的结余还可以给教师增加收入30%。

  从法律上也是不合适的，无论是《教育法》，还是《民办教育促进法》都没有教育“利润”的概念，也没有鼓励“营利”的说法。

  从结果来看也是不合适的，所有民办学校的资金进入市场都是有风险、有代价、有条件的，政府没能为她分担却要与她分利？政府一定要征税分利，举办者和学校也没奈何但有办法，就是牛毛出在牛身上——可见征收学校所得税的实际后果其实是加重了学生家长的负担，是剥夺或削弱了这部分家庭享受国民第二次分配中的教育资源福利的歧视性政策。

  广东民办教育界曾先后两次呼吁免税，并都得到了省政府及省领导的理解。事实上，以上误区的跨越与突破，首先还是取决于政府决策者的态度与决策智慧。民办教育在财政与政治上的巨大贡献，正是考量每一个决策者行政“良心”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