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是一种态度。纪伯伦说，我愿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我不愿意站住看着队伍走过。

  中国教师报自2011年始，开始了自己另一种新的行走方式——课改中国行。我们带着问题，一边行走，一边思索。

  始于10年前的课改，这些年来，有着怎样的成长、得失？是不是依然有人在质疑甚至对抗课改？课改到底有哪些制约性问题？课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到底有何巨大的意义？

  为了寻访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了寻找共同解答这些问题的盟友。今年，我们从北京出发，兵分9路，相继奔赴天津、江苏、浙江、陕西、河南、福建、安徽、湖南、湖北、广西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0多个县（市、区），历时月余。

  这是一次大规模深入基层调研的教育之行，也是一次沉淀自我的心灵之旅。

  课改缘于一种情结

  举目湄江，万众激昂，指点课堂。

  借成功模式，解放思想；

  专家献计，指路引航。

  南征良策，北讨金囊，定借东风振教纲。

  ……

  课改大业，其路漫漫，尤须我辈挑大梁。

  莫畏难，当迎难而上，共创辉煌。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汉豪乡中心小学教师苏振明所作的一首《沁园春·课改》。正如这首激情洋溢的诗词所描述的，如今，蒙山当地的课改正如火如荼进行着。课改，就像一阵清风，吹活了当地教育一池春水。

  蒙山，位于广西东部大瑶山之东，全县人口只有22万人，是广西重点扶贫县，也是梧州市最偏远的山区县。2012年7月底，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广西团成员来到这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中央媒体组团踏上这片土地。

  街上拉满了关于课改的条幅，有志于课改的教师人手一本《高效课堂22条》，当地最大的会场里，楼上楼下坐满了人。这是记者一行在活动中真切的见闻。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这是蒙山县教育局局长李世朝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

  7月30日，当蒙山课改中国行结束后，这位局长亲自驾车近200公里送课改中国行团队到梧州市。31日，在结束梧州市的活动后，他又驾车近600公里，将记者一行送到广西课改中国行的下一站——崇左市宁明县。

  而在这漫长的跋涉之中，记者发现，李世朝局长患有严重的胃病，好不容易求得一服中药，必须保证每天按时煎服，为了不麻烦当地教育局和工作人员，他偷偷带着药就上路了。趁着会议的间隙，他独自到街上的凉茶铺，煎好药之后，装到保温瓶内，直到路上我们发现李局长喝的是不一样的“饮料”之后，才明白他的坚持。

  8月3日，河南。当火车停在驻马店站时，已近夜间11点，而汝南县教体局副局长任新宽仍然在等待。作为一名从教学一线上来的教育局领导，他很早就与课改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汝南县第一批做课改的教师，当时为什么冒着风险来做这件事，因为学生太苦了、教师太累了、成绩太差了！我们被逼上了绝境，如果不课改，只有死路一条！”当任新宽回忆起那段往事，心中仍然不免泛起苦涩的味道。如今，分管全县教学工作的他，负责汝南县中小学课改的整体推进工作。

  “必须改，谁不改谁走人！”这位局长谈到推行课改的阻力，语气斩钉截铁。

  任新宽并不孤独。和他一样对课改情有独钟的，还有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教育局局长皮相友。这位个性十足的“课改局长”，爱好很多，但唯独不爱开会。当他一次次推掉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时，关于课改的会却从未落下过。他后来甚至给自己下了一条死命令：“不是课改的会我不参加。”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县委副书记吴文博，患有腰间盘凸出，就连入座时也要垫垫子，但为了县里的课改推进工作，他多次亲临一线坐镇指挥。“只要我还在这个岗位，我就要支持课改。”他说。

  如果说他们还算是个例的话，那抚顺市第二十七中学教师的行为，则足以代表一个集体的课改情结。几年前，当校长李春英决意进行课改时，为了了解信息、节约成本，她准备订阅有着“中国课改报”之称的《中国教师报》，但算完一笔账后，却发现学校穷得连几千块订报纸的钱都拿不出来。就此罢手？心有不甘。钱从哪里来？实在“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老师们，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们自己掏钱订报！”老师们的回答让李春英颇感意外。就这样，抚顺市第二十七中学的课改，从老师们自掏腰包订报纸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课改这事儿不能犹豫，左顾右盼不会成功，你只有一门心思往前走，才能成功。”李春英说。

  “支持课改、实践课改的人，只要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本报辽宁省工作站负责人林樯说。

  是什么让这些人义无反顾地走上课改之路？

  当教育变成一种信仰，当课改变成一种情结，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个中酸甜苦辣。而这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不仅来自教育一线的校长和老师，也萦绕在中国教师报每一位行走在外的编辑、记者心头。

  “看到那么多双诚挚的眼睛，看到那么多坚持课改的老师，我想说的字只有两个：感动！”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编辑部主任李炳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做完报告后，由衷感慨道。而那一场报告，不大的报告厅里，有1000多名教师前来听会，几乎挤爆了会场。

  本报记者康秋菊在博客中写道：“苦了我们的李主任，广西之行结束后，又马不停蹄赶往湖北。一天内要做7个小时的报告，晚上还要飞往下一个城市。虽然如此辛苦，可看到会场1000多名等待的老师们，他又激情四射地开讲了。”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从西北到西南，踏上江津的土地，我感受到了挡不住的热情，这种热情让我热血沸腾！”本报记者韩世文在重庆市江津区“行走”后，也由衷地发出同样的感慨。那一天，江津区李市小学校长唐国盛、李市中学校长施仲禄、聚奎中学校长张跃国作为该区代表，分别结合学校课改实践进行了交流和分享，并且邀请课改中国行一行人，走进学校调研指导。当燥热的重庆凉下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聚奎中学里，与该校的教师们交流。晚上8点多，才不得不乘坐大巴车，摸黑驶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赶往大渡口区。那一晚，大渡口区教委的负责人，一直等到11点多……

  这样的“等待”几乎发生在课改中国行的每一路行走中。7月26日，太原突降大雨，当中国教师报编辑、记者一行赶到距离太原100多公里的原平市，已是凌晨两点，而原平市教育局副局长宋建龙依然在等待，且谈起课改来不知疲倦。早在2007年，担任原平市实验中学校长的他，就在学校构建了“以小组为核心的任务型课堂教学模式”。如今，他要在全市进一步“推广”课改。

  当然，随同中国教师报编辑、记者一起“遭罪”的，还有一大批请来“助阵”的专家。中国教师报特聘专家于春祥，跟随多路“课改中国行”采访团队奔波在各个城市。8月4日当天，在汝南县做完一场3个多小时的演讲后，顾不上歇息，又被请到正阳县做第二次报告，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6点多，而为了不耽误第二天上午在河南商丘的另一场演讲，8月5日凌晨，他4点起床，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宁陵县。

  中国教师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杜金山同样行程紧张，不仅要忍受路途劳累带来的不适，更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故”。7月27日，原平全城停电，在发电机的轰鸣声中，杜金山坚持做完了报告。而在接下来的定襄之行中，考虑到演讲效果，杜金山更是足足站了3个小时。

  “累一点没什么，如果有更多的老师行动起来，累得有意义，有价值。”杜金山说。

  8月16日，重庆高温达40度，来自邻省的四川省蓬安县教研室高效课堂推广办公室主任李中文和蓬安县河舒初中校长唐渊，乘汽车赶赴重庆市江津区，以“1+1联合讲座”的创新形式，开启了他们在课改中国行活动中宣讲的历史。第二天，唐渊再次走上讲台。   （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