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陕西、吉林两省的3家幼儿园被曝为提高出勤率，长期给孩子集体服用处方药“病毒灵”，导致不少孩子出现头晕、腿疼、肚子疼等症状，多名幼儿存在心肌酶偏高现象。一时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

  幼儿园擅自给孩子长期服用处方药物的做法，折射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幼儿教师师德亟待提高等问题。

  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众所周知，也是许多评论者关注的中心。然而，仅仅从管理机制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说少数几个办园者是为了牟利铤而走险，那么如此多的教师缘何让自己的师德堕落至此？究竟是何种原因，让他们面对如此明显的恶多年来始终保持缄默，乃至成为恶的帮凶呢？

  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强调师德的国家，然而为什么恰恰是中国出现了如此多的师德问题？师德不是体现在“高大上”的华丽语言和高头讲章里，而是蕴含在教师的生命和日常行动中。身教胜于言教，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幼小的心灵。特别是幼儿教育阶段的教师，更是孩子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就是这些本来是孩子最信任和亲近的教师，竟然利用孩子的天真善良和懵懂无知，长期坐视幼儿园给孩子们服药而无动于衷，甚至配合幼儿园用花言巧语哄骗孩子服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伤害最无辜最弱小的孩子。这足以说明这些幼儿教师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职业尊严，乃至丧失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这些事件为所有教育工作者和从业者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深思，何以平日里为人师表的教育工作者在临事之时竟然如此不堪？

  1961年，杀害大量犹太人的纳粹高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记者身份前往见证。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邪恶和希特勒的“激进之恶”不同，他之所以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卓越特出的理想或思想能力，而是因为他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思维能力。这是一种无思想的平庸之恶。阿伦特指出，使人和整个社会陷入大恶的不是人本性恶，而是人自己的“不思想”。希特勒的“激进之恶”正是由无数个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构成的：在极权体制中，大小官员无不以执行上级命令为最高行为准则。

  然而，执行上级命令并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元凶”的责任要追究，“帮凶”也不能放过。这一理念已成为国际刑法中“上级命令不免除责任原则”得以确立的法理基础。

  作为一个人，我们要拒绝“不思想”的平庸之恶，避免自己在无知无识中陷入“盲从的犯罪”。也就是说，人的基本道德伦理和良知高于任何上级的命令，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人们应该遵从自己的良知行事。正如康德所说，“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也正因此，他将人心中的“道德律令”看作最珍贵的无价之宝，比任何外在的规则和事物更高。

  而在阿伦特看来，避免陷入这种平庸之恶的关键是，“不参与者……的良知尚未进行所谓的自动运作，也就是尚未形成一套学来的或天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他们的标准不同于一般的大多数人：他们会问自己，我干过这种事情后，究竟还怎么能心安理得？”她认为，这种判断的先决条件不是了不起的智力，而只是扪心自问的习惯，也就是自己和自己默默地对话。“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称此为思想。”

  作为教师的苏格拉底，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为后世树立了作为师者的典范。他的一生都在帮助青年学会思想。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没有思想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的人生，没有思想的教育又将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作为教师，要教学生学会思想，自己首先要学会思想。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平庸之恶，走向真善和自由。    (本报评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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