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办学结束，1942级历史系学生胡邦定告别学习、生活了4年多的母校。如今，近70年过去了，但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并没有磨灭胡邦定对母校的眷恋，当年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灿烂了中国教育历史星空的大师们，依旧鲜活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每每念及恩师，胡邦定总会脱口而出8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已经93岁高龄的胡邦定，听老人讲述大师风范以及恩师给他的教育。

  大师如云

  “名师荟萃，群星璀璨”，这是胡邦定对当年西南联大授课教师的第一印象。据他回忆，大一新生的课程基本都是必修课，包括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伦理学等，均由名家授课。教国文的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担任过英文讲席的有叶公超、钱钟书、卞之琳、查良铮等；而教逻辑学的是名教授金岳霖；教伦理学的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经济学的是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政治学概论的是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浦薛凤、楼邦彦等大师；教社会学原理的先后有陈序经、吴泽霖……无论哪门学科的教师，皆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家。

  但是，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有机会听到大师的课。“比如，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许多名师任教，而且都是小班，一班不过二三十人。谁分到哪位教师的名下，并不是由学生自选，而是由教务处分配。”胡邦定回忆说，如果当时让学生自己选教师，恐怕朱自清、闻一多等授课的班就会爆棚，而个别学问虽深、但讲课不一定精彩的教师会“门前冷落”。  

  严格要求

  胡邦定很幸运，大一时遇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当时吴晗很年轻，1942年时不过33岁，风华正茂，讲课也颇多创新：一般传统历史教学按朝代顺序讲，但他讲课是按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来讲。“这给我一个启发，对史料要进行综合分析，要多读书；掌握丰富的资料，从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泥古不化是不可能有创意、有发展的。”直到现在，胡邦定仍然感激吴晗对自己的史学训练，但当时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吴晗的严格要求，“我们这一班学年结束考试的成绩，最低的只得12分，还有59分的，我考了第一名，也不过76分。”

  其实，这样的严格是当时西南联大普遍要求的。“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一学年选修学分的1/3不及格就留级，1/2不及格必须退学，从不含糊。”胡邦定清晰记得，当时个别学生对校长梅贻琦严格执行考核制度颇有微词，曾有人在教室的墙外侧用粉笔写上“打倒梅特涅”几个字。这个学生是用19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工人、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首相梅特涅的名号来影射梅贻琦。

  但据胡邦定回忆，梅贻琦丝毫不为所动。在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民月会”上，梅贻琦重申了学习纪律，并且说，国家在抗战时期办学，很不容易，学生如不勤奋向学，应当于心有愧。然后，他气愤地说：“说我们是梅特涅，我们就是梅特涅！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

  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教师对自己的要求也从不含糊，哪怕是成名已久的大家。比如被尊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每每讲课，总是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更难得的是他从不拾人牙慧，“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先生上课，只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做学问原来是应该这样做的。”胡邦定动情地说，4年大学生活，教师们通过启发和示范，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教会了他们做人和做学问。

  大师风范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不论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鸿儒，还是国外学成归来的教授，普遍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而在诸多教授中，其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胡邦定脑海中的，首推大一时讲授伦理学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多年游学国外和讲学，一般人都设想他一定是一位“国际范儿”的教授。然而当冯友兰第一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冯友兰竟然是一副土得掉渣的老夫子形象：戴深度近视眼镜，三寸长须，着蓝布长袍、黑马褂，足登中式布鞋……

  胡邦定回忆，因为西南联大没有能容全部历史系学生的大课堂，教师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有口吃毛病的冯友兰，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开场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

  教经济学的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也以“戴两块表”给了胡邦定不一样的感受。陈岱孙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拿金钥匙的博士，每次上课，他都着整齐的西服，打领带，手提一个大皮包。上课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陈岱孙总是提前三五分钟就在教室门前散步，差一分钟左右就站上讲坛，然后准时开讲。

  由于选修陈岱孙经济学的人多，只能在距生活区较远的一个能容纳200人左右的大房子里上课。起初，每当快到下课的时候，有些学生惦记着赶到食堂吃饭，不免有些躁动。陈岱孙就说：“我戴着两块表，绝不会误了你们吃饭的时间。”这种“安民告示”很有针对性，因为西南联大学生食堂一般只管午、晚两顿饭，许多学生是空着肚子来听课的。

  往事如烟，胡邦定在回忆恩师们的趣事时，更多的是感念恩师们的培养，比如陈岱孙为他打下了牢固的西方经济学基础，“陈先生讲课，最大的特点是清晰、洗练，没有多余的话，字字句句都让你听得真切。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剖析经济学原理，从概念到理论体系都给你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

  人格魅力

  胡邦定进入二年级以后，专业课逐步增加，而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名家甚多，可谓人才济济，比如陈寅恪、钱穆、雷海宗、郑天挺、向达、张荫麟……这些名家中，胡邦定对系主任雷海宗的印象尤为深刻。

  “对于雷先生，大家都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自成一宗。他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每次讲述许多历史纪年，绝对准确无误。”相对于治学和教学的严谨，胡邦定感受更多的是雷海宗为人师表的力量。

  雷海宗生性耿直，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顾客观事实。1946年2月25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为抗议苏军在东北拆机器、强奸妇女等罪恶行径举行演讲会，雷海宗讲得声泪俱下，列举种种事实谴责苏军暴行。在当时，一些拥苏的“左”派学生，包括胡邦定在内，对雷海宗的言行深为不满。

  如今，近70年过去了，雷海宗穿越历史的坚持正义的呐喊，在胡邦定的眼里，也变成了深深的崇敬。“现在冷静地想一想，雷先生的义愤是很自然的，作为爱国的、维护正义的中国人，怎么能对苏军暴行钳口无言呢？从这一点可见，雷先生坚持是非的原则精神是很可贵的。”胡邦定激动地说，中国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传统，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历史学家，焉能不顾事实，违心地沉默呢？就这点来讲，雷先生永远都是我们的师表。

  铮铮风骨

  1942年，胡邦定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时，刚好20岁，当时饭尽管可以管饱，但没油水，每天饱尝“饥肠辘辘”之感。这也还好，学生毕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教师们就没有那么好的境遇了，“老师比学生苦”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尤其是那些拖家带口的教授。

  抗战时期，教授们和大后方广大教职工一样，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据统计，抗战前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350元法币，同350银元等值。到了1943年下半年，物价上涨了405倍，教授们这时的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只相当于1937年的8.3元了。以这点微薄的工资实难养家糊口，但教授们坚持含辛茹苦，一边教书，一边科研，许多人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卖掉以补贴生活。

  比如闻一多，为了养活一家老小8口人，他还在昆明的昆华中学兼一个全职的教员，但收入仍不够开销，还要靠刻图章来维持生计。再比如吴晗，有一次，胡邦定在早市上看见吴晗提着菜篮子四处转悠，他原以为吴晗是在精挑细选好菜，走近才得知，原来他是在满市场找便宜菜。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本可以生活得不那么艰苦，可以做官，也可以接受政府的特殊津贴，但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胡邦定回忆说，教育部有一次要给所有担负行政职务的教授特殊津贴，但25位兼院长、系主任的名教授为了与全体教师同甘共苦，毅然拒绝，这让学生们深受感动。

  “这是何等胸襟，何等风骨，怎能不令人敬佩！”抚今追昔，胡邦定一脸崇敬地说，王勃在《滕王阁序》的名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用在西南联大教授身上最贴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