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校长沈金花碰巧不在学校。

    校园中央甬道上方横着一条标语——“上好学，做好人”。对这所学校而言，这条标语格外耐人寻味。

    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目前有30多名教师和四五百个孩子，包括300多名小学生和100多名幼儿。在北京东五环外距城区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学校如石缝里的野草，顽强地生存了10年。

    10多年前，就读于社工专业的沈金花到村里的打工者组织做志愿者，接触到打工子弟学校。毕业后，她和同伴筹办了这所学校，这也就成了她坚持至今的事业。

    来自黑龙江的老赵，刚从老家过年回来，趁开学前赶来给孩子交学费。“我有俩孩儿，下学期打算把另一个孩子也送到这儿读书。”看得出，老赵对学校挺满意。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来咨询入园事宜。“女儿4岁多了，在老家没人带。”女孩的妈妈无奈地说。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教师有资格证吗？午餐怎么样？收费多少？但最终没下定决心，离开时嘟囔了一句：“再便宜一点就好了。”

    其实，这里的收费是周边最便宜的。对打工者而言，他们的选择也并不多。“原来村里有五六家幼儿园，但都被关掉了。”学校的张老师告诉记者。关掉的理由很正当，他们都是“黑园”。村里去年新开办了一家公办中心园，但收费是这里的两倍。

    严格地说，这所打工子弟学校也不“正规”，10年来处境尴尬。学费是学校维持运营的主要经费来源，同时学校门口有一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以3元、5元不等的低廉价格向打工者出售爱心人士捐赠的二手衣物，售卖收入用于补贴学校经费。

    近年来，虽然北京各区尽力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弟的随迁就读问题，但仍有许多孩子因各种情况只能来此就读。“学校最红火的时候有900多个学生，新的学籍政策出台后，来这就读的学生少了，有的把孩子送回老家了。”张老师说。

    在这里，师资是个大难题。目前30多个教师中，只有一位男教师。“小伙子刚刚大学毕业，想当教师又没经验，就到我们这儿，老教师手把手地教，很有长进。”张老师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教师水平高了，就可能“跳槽”，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那些学校工资都比我们高。”张老师叹道。这里的教师工资只有2000多元，而在村里租一间房就得七八百元。“你想，要养家糊口，这点工资肯定不够。”

    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辛苦也自不待言。沈金花的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简陋而凌乱，还要兼做教务处、财务处、总务处。学校没有专职管理人员，张老师既负责后勤，还兼做教务、杂役。一旦缺教师，她和沈金花都得随时顶上，给学生上课。教师们每天要待到晚上六七点钟，直到所有学生被领走才下班。学校曾招过不少有热情的大学毕业生，但很少有人待得住。

    也因此，为了稳定师资，学校想了一个策略：更多地招收有教学经验、正在带孩子的进城妈妈来做教师。“她们有经验，更容易上手，又不耽误带自己的孩子，一举两得。”张老师笑道。这个办法很奏效，这两年学校总算稳住了。

    学生流动性大，师资不稳定，报酬低，工作辛苦，但让记者惊讶的是，这里的教师很敬业，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不错。“客观原因是每个班几乎都有教师子女，我们也确实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教。”张老师说。

    当然，除了学习成绩，教师们也希望这里的学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享受更好的教育。在志愿者帮助下，学校近年来也开设了摄影、舞蹈、绘画等兴趣班。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虽然学校面临重重困难，但教师们最渴望的是得到专业成长上的帮助。

    “许多人来学校都是捐助学习用品，要是能提供一些学习机会就更好了。”张老师说。“以前区里组织培训学习也会让我们参加，感觉收获挺大的。”李老师怀念道。

    看得出，在这所城市边缘的打工子弟学校，物质帮助固然是需要的，但精神上的关怀显得更重要，也更可贵。

    “我们感觉，与那些留守儿童相比，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虽然生活艰苦，但身心发展得更好。”张老师感慨地说。

    在张老师身后的墙报栏里，张贴着学生们的绘画作品，色彩明快，童趣盎然。学生作品的旁边，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我是一棵树，开心时生长，难过时落叶，但我心中仍然充满希望！”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