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1881-1940），历任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政治活动家。

    中日甲午战争后，八国联军入侵京城。为此，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此时，聆听康公演讲的一位少年下定决心，开始致力于维新运动。这位少年很快就加入同盟会并担任秘书长。但经过10年的宦海沉浮和艰辛困苦后，他说“我再也不从事政治了”，并决定“投身于祖国教育事业，强调利学建国，培养体脑并重的新一代”，以期实现“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就是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马君武。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马君武先留学日本5年，之后又留学德国7年，成为近代中国人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的第一人。他的教育思想虽然来源广泛，但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1924年出任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25年担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还是1927年参与广西大学的创建，1931年受邀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都将自己在德国所学的教育理念贯穿到办学过程中。从他的办学实际来看，马君武是将工科大学和传统大学区分来办的。而这一做法，明显符合他工科大学背景的“实用”理念。正如我国现当代有机化学领域开拓者秦道坚所言：“马博士办学一向是侧重理、工、农方面，他总是以为只有提倡科学才能强国，所以他任北京工业大学和广西大学校长时，曾花费大量经费购置各种科学仪器，同时聘请知名教授到校任教。”可见，马君武的办学观念是在提倡爱国、强国理念的同时，重视科学研究，并由此重视对教授的聘请。

    马君武对聘请教授重视到什么程度？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在创建广西大学时，众人对选址产生了争论。此时，马君武力主将学校建于交通方便的梧州。理由是：中山大学教授兼任广西大学教授，每周可以乘民航来授课，如设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恐怕连稍有点名气和实学的教授都请不来。而当聘请教授成为选择校址的重要因素时，马君武自然能聚积起雄厚的师资力量。他从上海聘请专家任教，并且薪金均像上海一样用大洋支付。于是，在这所学校，马明海教物理，黄叔培教平面几何，《中国评论》英文版主编陈荫仁教英文，还有林炳光担任化学系主任，费鸿年出任生物系主任，苏建轩则承担了土木工程系主任一职。之后，马君武又多次从外省聘请知名人士前来讲学，使学校形成良好学风，学生人数激增。

    面对越来越多的学生，马君武始终把他们看成是独立的主体，提倡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倡导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尊重学生的感受，及时了解学生的诉求。为了更好地与学生沟通交流，他每周都会见学生，接受学生对学校的意见和批评，并及时改正，力图让学生满意。马君武的这种态度在面对学生军训时尤为明显。比如，广西大学一位上校态度粗暴，经常打骂学生，还挤占教授上课时间。马君武便按点打钟上课，还严厉批评了该人。结果，马君武被安上“破坏军训”的罪名，被告密到白崇禧那里。还有一次，广西举行全省行政会议，李宗仁等高官参会，该上校在大会上大谈军训，而马君武发言时则主张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军训为辅，这样可能造就一些文武双全的人才。总之，为了学生，马君武不惜得罪手握重权之人，使得自己屡被刁难。

    在尊重学生的同时，马君武更加重视对学生的全面训练。他主张从德、智、体等多方面培养学生，使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个性与群体协调发展，体能、技能、智能和谐发展，进而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人。为此，基于国事衰微的时代特征，马君武认为，要想培养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文化的人才，首先应该重视孩子的公民道德教育。他认为，既要发扬传统的道德文化，也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其次，他倡导教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读的“三苦精神”，并提倡科学教育，强化技术应用。他说：“图强之真原因，为智识进歩，科学文明。”此外，他还主张加强生产劳动教育，促使“体”“脑”两者相辅相成，努力实现为小我、为自己读书向为民族、为社会读书的转变。

    正是基于上述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马君武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他与蔡元培先生齐名，被誉为“北蔡南马”。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