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王阳明（1472—1529），即王守仁，阳明是其别号。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浙江余姚人。
当下，人们好像很是关注王阳明的心学和他的知行观。其缘由，有复杂丰富的社会、政治、心理、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传习录》等阳明著作及其全集，坊间可见多种版本；关于王阳明其人其书的各类注、解、传及介绍性读物，堪称充栋。这里，选刊学者王晓昕的文章，可资了解王阳明的基本思想。王晓昕，《王文成公全书》的点校者。选文，是该书前言的片段。
王阳明著作，《王文成公全书》四册外，中华书局《阳明先生集要》两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四册等，亦可选读。（任余）
龙场悟道后，正德四年（一五〇九），阳明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开启其“知行合一”学说发展的第一阶段。阳明于龙场彻悟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的本然之知是内在于人心的，欲使人的本然之知升华为自为之知，只需向内用力而不须向外求索，若向外“格事事物物之理”，则将误入歧途。阳明以其所悟证诸五经而莫不吻合，始思本然之知如何通过功夫而转化为自觉之知的途径。从知（本然之知）到行（致的功夫），再到知（自觉之知），构成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最初的框架和结构。
自接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始，至离黔途径辰州、常德等地，阳明一直在对他的致知功夫进行亲身的体验，采用的多是静坐体悟的方式。他不仅自己亲身体验，还自率诸生实践。若干年后，当他的功夫获得新的进境时，也曾“悔昔在贵阳”时于功夫上的单调与局限。
第二阶段自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始。该年底，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徐爱结伴，发京师，沿京杭运河归浙省亲。二人沿河船行一月余，一路围绕《大学》宗旨诸问题展开讨论，“知行合一”乃其中一个重点。这次讨论，显然使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徐爱当初未能领会阳明知行合一的教诲，就与宗贤（黄绾）、惟贤（顾应祥）反复争辩，仍不能弄明白，于是向先生请教，先生让其试举例。徐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阳明道：
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
阳明强调的是知必须通过行才能获得，行必须通过知的引导才能通达。他在龙场悟道中体会到的这个本心良知，必须通过依赖相应的功夫才能体会。
在第二个阶段与徐爱的对话中，对知行合一的理解的确深了一层。阳明更注重“知”与“行”不分先后的问题，反复强调“知”的同时已在“行”，行的同时已是知。非是先知了，别立个心去行；亦非是先行了，别立个心去知。只要不是被私欲隔断，知行在时间上是无先后之分的。这种没有私欲隔断的知，是真正的知，行，是真正的行。一旦知了便是行了，一旦行了便是知了，不必分两截去用功夫，否则便是被私欲隔断。
他接着上段话说：
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传习录上》）
知与行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知与行是共居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他们在空间上并居，在时间上并时。既不能彼此分离，又不能相互代替……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进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即第三阶段。
阳明的朋友顾东桥在给阳明的一封书信中谈到，真正的认识是能付诸实践的，不能实行就不能称作认识。这是为学者提出的重要立论，必须踏实躬行方可。如果以为只躬行就是认识了，恐人们就会只去专心存养，而忽视学习、思考，进而忘了事物的道理，如此一来，就会有不明白不理解的地方。这难道是圣学所说知行并举的既成方法吗？针对顾东桥的这些疑问，阳明作了极其认真的答复：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中最应引起注意的一段话，也是他晚年思想达到成熟时候的完满表达。
阳明特别注重“知”的功夫与“行”的功夫的“合一并进”，知行功夫合作一个功夫，“本体”也就自然呈现，“知行功夫”与“知行本体”也融为一体。他的心学的实质就是要人自觉实现这种本体与功夫的一体化过程。“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在认真解答了东桥疑问的同时，阳明的确把他的知行合一学说在其心学体系的框架内阐发得更加成熟和圆满。
（选自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2015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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