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中平原一路向北，列车穿过重重秋色径直开往京城，陕西渭南中学教师高小虎始终有些紧张，在他心中，这是一次特别的“朝圣之旅”。

    10月20日，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100多名来自北京市各中小学的教师、学生在开放式空间沿阶而坐，静候“大师”出场。

    这是教育科学出版社正在举办的纪念苏霍姆林斯基100周年诞辰活动，高小虎被邀请站上讲席。尽管在学生面前说了几十年的话，但一旦上台，这个西北汉子还是激动得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不过很快，他似乎被一股力量带入，开始变得亢奋，甚至动情。

    “我是来自小地方的一名普通教师，我特意带着女儿一起赶来，就是想表达一下对苏霍姆林斯基的崇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高小虎最后说完这句话，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他们心中的“大师”，就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不必严格统计，仅从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在中国畅销200万册就可知，像高小虎一样的“苏氏信徒”早已遍布在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各类学校。

    他的书影响几代教师

    苏霍姆林斯基生前大概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后的近50年间，他的教育思想会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尤其是影响了几代中国教师。

    高小虎坦言，自己迷恋上苏霍姆林斯基，是因为在阅读顾明远、朱永新、魏书生、李希贵、李镇西、万玮、高峰等诸多教育名家的著作后，发现他们不约而同提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物——苏霍姆林斯基。

    “有许多外国教育家对我们产生过影响，但是真正对一线教师影响最深刻、最持久的外国教育家，无疑非苏霍姆林斯基莫属。”朱永新这样说。

    “许多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思想或多或少对我都有启迪，但通过比较，我感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最富有个性特色，而且最容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李镇西同样这样说。

    从来没有一位外国教育家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平易近人”，俘获如此多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心灵。而苏霍姆林斯基为中国教师所熟知，首先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顾明远先生牵头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1981年，该所连续翻译出版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等；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教授杜殿坤也翻译出版了《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从此为中国教育工作者打开了一扇通往教育“圣境”之门。

    这一点，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高峰与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也许体会尤深。

    1985年，距离苏霍姆林斯基逝世已经过去15年，来自山东的年轻大学生高峰刚刚毕业，他决定前去看望母校山东省高密四中的老师李希贵。师生临别，李希贵拿出一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赠给高峰，并叮嘱他，“你要当一个好老师，就得把这本书读透了”。高峰看着封面上赫然印着“苏霍姆林斯基”，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这本书我至今保存着，定价7毛6分钱，如今连一棵白菜都买不到了，但它一直伴随我到今天。”高峰说。

    阴差阳错，毕业后的高峰并没有去当教师，而是被分配到胜利油田从事机关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被压在箱底。但在高峰心里，学校才是他真正的梦想归属地。直到2001年，高峰拿出这本沉睡已久的书，反复研读之后，他下定决心：到学校去！

    高峰的命运从此改写。“正是这本书，让他毅然到了学校当校长，一本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回望往事，李希贵感慨良多。

    算起来，李希贵要幸运得多，他比高峰早5年“遇到”了苏霍姆林斯基。1980年大学毕业后，在“没有任何当老师的想法与准备”的情况下，李希贵成了一名教师，由于“大学里的教育学基本上没认真学过，而且那些条条框框也确实非常枯燥”，李希贵“临时抱佛脚”买了一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一口气读完后，他惊叹道：“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教育著作。”

    “后来我就把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基本上全买来了，全读了，而且在当校长的时候发给全校老师，当局长的时候发给全县老师。”李希贵说。

    在山东，李希贵把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镶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区和教学区，追随苏霍姆林斯基的步伐，他越走越远。今天的他，依然在十一学校用自己的方式践行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而高峰从山东调任中科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后，更是将每年11月第一周的星期二定为玉泉小学“苏霍姆林斯基日”，在那一天，教师们要一起举行研讨、讲座、读书等纪念活动，表达对这位教育家的思念与崇敬。

    如果没有遇见苏霍姆林斯基，李希贵、高峰、高小虎的人生历程，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

    为什么“常读常新”

    苏霍姆林斯基身上充满了一系列难解之谜。

    只受过8年学校教育和两年函授教育，为什么他能够把偏僻农村学校办成世界著名的实验基地？学校工作非常繁忙，他为何能写下这么多教育著作？他只活了52岁，为什么能获得永恒的生命意义？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江苏省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孙孔懿用了12年时间，搜集研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中文版著作，并亲赴乌克兰实地考察苏霍姆林斯基的人生足迹，试图解开那些谜团。

    “对他了解越多，越想走进他，以至魂牵梦萦。我曾多次梦见他，最清晰的一次是我在采访他。出乎意料的是，他也会讲汉语，用中国话娓娓而谈，我不停地记着记着，墨水写完了，我一下子急醒了。”孙孔懿说。

    为什么苏霍姆林斯基如此让人着迷？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肖甦看来，苏霍姆林斯基的一系列教育理论“常读常新”，对一线教师而言，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就是一本“教育百科全书”，“通俗易懂、拿来就能用”。

    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校长刘飞回忆说，自己刚参加工作时，身边只有三本书：一本教材、一本教参、一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这100条建议就是我的100根救命稻草，我在教学实践中遇到任何问题，马上就读，马上就能找到解决办法。”刘飞说，是《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帮助他在刚刚成为一名教师时站稳了讲台。

    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如何对待“后进生”的问题。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阳光分校教师曹莹身为“菜鸟”教师，对那些爱捣蛋的孩子非常头疼，偶然接触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后她发现，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多次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总结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对策。在《谈谈对后进生的工作》一文中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于“后进生”的教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扩大他们的阅读范围”。在《评分应当是有分量的》一文中，他说“成功的快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于是，曹莹通过阅读奖励等策略，成功拉近了与后进生的距离，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创作了41部教育论著、600多篇论文、1200多篇供儿童阅读的童话、故事等文艺作品，这些著作由许多鲜活的案例组成，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北京市特级教师赵景瑞表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著作善于从教师的需求中谈理论，从教学的实例中引出理论，从建议中让教师运用理论，是真正“落地”的经典。

    早年间，就在高峰离开机关到一所学校当校长时，许多问题常让他疲惫不堪。“我又开始从苏霍姆林斯基的书中寻找答案。我发现，我们遇到的问题苏霍姆林斯基全都讲了。”高峰说，细算起来，那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了。

    17年过去了，教师们依然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寻找各种答案。刘飞说，如果刚开始当教师时学苏霍姆林斯基重在学“法”，成为学校管理者后，他开始从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悟“道”。从教30年时，刘飞再次阅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作品，渐渐明白教育是从“人化”到“化人”的过程。为此，他在实践中不断追问自己：是否尊重了孩子的天性，是否尊重了教师的人性？

    李希贵大概对此也有相似的感受。从教师、局长到校长，他从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中追寻教育的本质。若干年前，当他读到“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句话时，被深深折服。

    “我到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撼，正是这句话给我们绘就了教育的底色。”李希贵说。

    从苏霍姆林斯基身上找答案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它拥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时光虽过百年，但苏霍姆林斯基并未走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荣誉主席陶西平认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观中最深刻的一个观点，就是要把青少年培养成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在一起。

    而在当下一些学校的教育实践中，“德育是思想品德课和政治课，体育是体育老师的事，美育是艺术老师的事，从而造成无法形成合力，甚至产生对冲”。陶西平说，“所以我们应当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围绕一个统一的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目标来学”。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理论体系里，特别强调道德的作用，他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话，“知识如果掌握在没有道德的人手中，无异于疯子手持着利剑”。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五六十年前说的内容，与我们今天追求的立德树人是完全吻合的。”肖甦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看来，要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教师，同样需要从苏霍姆林斯基身上找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角色和使命的论述，与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把心灵献给孩子’的大爱精神是相通的。”顾明远说。

    另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国教育大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之一。而苏霍姆林斯基关于劳动教育，也有一系列经典理论与实践。

    10年前，时任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的窦桂梅前往帕夫雷什中学“朝圣”。她发现，师生们吃的蔬菜都是学生自己种的，面包也是学生自己烤的。

    高峰也在追寻苏霍姆林斯基，实践自己心中的劳动教育，为了让孩子体验劳动的快乐，学校特意在北京延庆区建设了一个“玉泉农场”，在那里，孩子们自己种菜、采摘，自己喂鸡、收蛋……

    “我们不能在黑板上‘种地’，而应该让孩子在劳动中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中科院附属玉泉小学负责研发“农场课程”的教师石颖说。

    太多的例证，都见证着苏霍姆林斯基的超前而又充满现实性的教育观。也难怪肖甦一再强调，“他用毕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去证明教育学首先是人学。虽然他去世已近半个世纪，但他的教育学说依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影响中国也触动世界

    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校长闫学，一路读着苏霍姆林斯基的书籍成长。她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是的，我爱苏霍姆林斯基，我想做他那样的教师。”

    高峰还记得， 2008年8月的一天，当他接到导师肖甦的电话，邀请他一同前往乌克兰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90周年时，激动异常。后来听说窦桂梅也要同行，他与窦桂梅通了电话，几乎是同时喊出了一句话：“朝圣去，朝圣去！”

    窦桂梅离开帕夫雷什中学的那一天，就在大巴车要开动的时候，她不顾同车人的“生气”与反对，又下车跑回去在学校围墙外留下了一张照片。她说：“我担心这辈子可能不能再来了，我想记住，再记住。”

    成都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被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赞誉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他说“苏霍姆林斯基是前方的太阳，永远照耀着我前行，让我的教育人生永远不会迷路”。

    事实上，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做教师，成为无数中国教师共同的追求。这一点，仅从他的著作出版受欢迎程度就可见一斑。

    今年9月28日，肖甦带领中国教师代表团赴乌克兰参加苏霍姆林斯基国际纪念研讨活动。在大会的主旨发言中，肖甦向上千位与会代表亮出了一张仅有一个数字的PPT——

    1500000！

    肖甦说，这是教育科学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发行数量。台下的与会者瞪大了眼睛表示不敢相信，接着是掌声雷动。

    如今，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59种文字，不断再版、扩印，各种译本总发行量已经超过400万册。这些统计数字充分表明了这位教育家在中国的影响力。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同样属于全世界。为了纪念这位世界级的教育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号召2018年开展世界性的苏霍姆林斯基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接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天，苏霍姆林基卡娅激动得哭了。

    “这对于一个备受战争创伤，备受异族侵害的贫穷国家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是苏霍姆林斯基触动了世界。”肖甦说。

    斯人已去，精神未远。肖甦还记得，中国代表团在访问乌克兰期间，给苏霍姆林斯基博物馆送了一个水晶礼盘，上面印着一句柔软的话：在我们心中，有“永远的苏霍姆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