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在40岁的时候要经历一次重生，那是一次真正的涅槃。

  为了能使生命再延长30年，鹰要在追寻生命的真谛中经过150天的漫长而痛苦的蜕变：它必须敲掉自己的喙，必须要把旧的羽毛一根根地拔掉，必须要把脚趾甲一个个地拔出来。当然，正如我们知道的，痛苦的另一面预示着更灿烂的新生。

  亲身经历过由传统课堂到新课堂的脱胎换骨，才真正理解了鹰之重生的难能与可贵：那种自我磨砺与再生的精神，荡气回肠！

  2006年的某一天，学校的“三步六段孵化室”里，在学校所有中层以上领导和部分骨干教师面前，我拿到了校长打给我的第一份高效课堂成绩单——84分！自工作以来还从未被否定过的要强的我，当时甚至全然忘掉了女士该有的优雅之风，脸不禁沉了下来。我还够不上优秀？笑话！在我的字典里，“优秀”就是“把第二名甩出去老远”。我已经上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公开课，赢得那么多的赞扬和掌声，这样的分数简直就是耻辱！课后，那张签着校长名字的鲜红的成绩单被我贴到了备课本的扉页，更永久地烙在了我的心底，烙得我的心生疼生疼。

  我开始了雪耻之旅。没有可供借鉴的导学案，我从试卷讲评课开始摸索；新授课怎么办？我从“预习提纲”增重到“讲学稿”，又瘦身到“学案”，再健体到“导学案”；高中学生已经被传统课堂驯化得服贴被动，我想尽千方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展示热情和团队动力；更现实的问题是，知识如何落地？我从课标到考纲到单元到主题，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教、学、考对接之网，并潜心琢磨课堂上的匹配展示……  

  学生的反应是最好的证明，也是我不竭的动力。他们渐渐地由“被动麻木”变为“自觉自主”，由“单打独斗”变为“合作共赢”，由“机械复制”变为“积极探究”。“花仙子”、“破烂王”、“粘贴工”、“门神”……他们承包了班里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晨官”、“文官”、“智官”、“字官”……“十大官员”让我这个语文老师摆脱了烦琐的机械劳动，恢复了我“脑力劳动者”的身份。科研小组开始编制节假日导学案了，开始开设小专题讲座了，开始组建节假日的合作学习小组了。学生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使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焕发出无穷的生机。

  《孔雀东南飞》那一课彻底征服了我，也彻底促成了我最后的转变。在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里，温柔婉约、知书达礼、外柔内刚的刘兰芝是除去林黛玉之外，我心中最欣赏的古典女性。若是传统课堂，在最后评价人物形象环节时，我会由衷地赞美这位忠于爱情、宁折不弯的女战士，力争用自己的情绪感染、打动学生。现在是新课堂了，学生们的思维已经自由驶出了老师的语言轨道，他们畅所欲言：

  “为了捍卫爱情固然可贵，但牺牲生命未免太过了吧？！生命对我们毕竟只有一次。”

  “这样双双殉情，对双方老人的打击该有多大，身为儿女，未免不孝。”

  “婆媳关系本就难处。焦母又是寡母，年迈老人，还是老女人，生怕自己的儿子被别的女人抢走也能理解。刘兰芝和焦仲卿不能使点儿策略吗？”

  “婆媳关系再难也比中美关系好处理吧？两口子恩爱不能关起门来恩爱去，非得刺老太太的眼吗？可以在老人面前使个苦肉计，焦仲卿强硬点儿，拍拍桌子训斥一番兰芝……”

  “可以去西饼屋学着做点儿小甜点，哄婆婆开心……”

  他们的观点让我震撼。这些说法未必能够得到学院派研究人员的认可，但它确确实实是学生们自己的真实感悟！原来，只有撤除了老师的语言绑架，真实才可能发生——舞台上的煽情可以让人动容，却永远无法植入生活、生命的土壤，生长出鲜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对教育而言，只有首先是真实的，才有意义！

  他们的“我们”意识更让我反思良久。“我们”解救了我，把我从师道尊严的十字架上解救出来，真正和他们结成学习共同体；甚至，把我从“个体我”的狭隘当中解救出来，真正成为唇齿相依生态链上的“社会我”。于是，每一次在同事面前的问题暴露就促成了一次新的课题研究之旅，完全没有了不安和丢丑的心理；每一次在学生们面前的招架不住，都带给我得意，不再是尴尬不已。

  他们的表现让我重新审视每一个生命，并不由地产生敬畏之意。只要我们拿出足够的耐心，只要我们静静地等待，他们都是“晚成”的“大器”。

  他们的无限潜能让我心甘情愿地从台前转入幕后，从一个一脸严肃“积极入世”、“面面俱到”的“旧教师，”悄悄转变为逍遥洒脱“无为在行”、“有为在心”的“新教师”。心里装着“真实”、装着“我们”、装着“尊重”，我俨然已由“知识传输者”变为“能力陪练员”，由“权威独裁者”变为“合作激励人”，由“授业解惑者”变为“生命唤醒人”。

  如人言，坚韧探索和无量大爱是我们秉持的信念。

  每一个自我的成熟期，你是否能够拿出断喙拔羽的勇气，摒弃原本属于你的安全、安逸、自尊、自信，去改画下一条生命的曲线，赢得鹰之重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兖州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