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父亲用山歌唱来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在巫水河上撑船放排。船抵洪江，见有女人在河边洗衣服，露出白生生的手臂，多情的父亲就冲着洗衣女唱起了家乡山歌。

  父亲唱人生、唱爱情、唱青山绿水，唱花红柳绿，山歌像一缕春风，吹开了女人的心扉，也拽走了一颗痴迷的心。

  母亲跟随父亲来到乡下，虽然穷山恶水远没有山歌中唱的好，但深信与父亲有缘，这一生跟定这位会唱山歌的男人不会错。入乡随俗，除了那一口地道的城里话没多少改变，其他的母亲都改变了。她绾衣扎裤挑粪积肥，赤着脚杆栽禾打稻。累了困了，撩起衣摆拂脸抹脖擦汗，全然不顾白白的肚皮露在外面。谁惹恼了她，她尖着嗓子跳起脚骂。

  刚到农村时，村里人不免要揶揄母亲。母亲见村里人吃鲜嫩的冬笋，就问怎么能得到冬笋。村里人说用锄头敲打竹树，冬笋就会从竹树上掉下来。母亲信以真，竟跑到竹林里笃笃敲竹树。自然是没有冬笋掉下来，只落了满身的竹叶，惹得村民哈哈大笑。父亲说，你以为挖冬笋容易，一要看土壤的肥瘦，二要看竹叶的稀密，三要看竹鞭的走势，这是男人干的事，女人别问，忙你的锅碗瓢盆吧。母亲不服气，硬是跟着父亲学会了挖冬笋，每到冬季父亲和母亲就有大筐小筐的冬笋出售。

  夏天，村民三三两两地在河滩上捡螺。母亲也要去捡，村民就吓唬她，河里潜伏着好多水鬼，专门拖女人的脚。母亲不会游泳，怕水。但她想吃螺，也想卖螺挣钱。母亲开始在河滩边上水浅的地方捡，捡一些壳厚肉小沙多的呆螺，她没办法捡到那壳薄肉多沙少的滩螺，因为滩螺生活在急水滩上，女人是捡不到的。终于挡不住滩螺的诱惑，她不知不觉走向急水滩。河滩水涌浪急，人很容易被流水冲倒。母亲像一只落水的岩鹰，张开双臂保持平衡。但她终于稳不住身子被流水冲走了，她拼命地挣扎、呼救，好在她命大，最后被一块礁石挡住了。她爬上了礁石，索性又捡起螺来。她惊奇地发现，在水流湍急的礁石缝中，远比浅水边的螺多，手一抓就抓住满手掌的螺。这样，母亲捡到的螺不但能供给餐用，还能卖钱。

  母亲也有让乡下人羡慕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流行织毛衣，母亲不但会织毛衣，而且5个晚上就能织一件。她不但给家里人织，还给别人织。给别人织一件毛衣收取5元钱的手工费，几元钱可以给我交学费，可以买油盐酱醋。晚上，一轮朗月挂在中天，天地间几分朦胧几分清晰，为了省下一点灯油，母亲舍不得点那盏自制的炼油灯，手指挽住绳线捏着针签，那手指如同穿梭一般钻出钻进，看得人眼花缭乱。那整齐细密的针脚，从手指间铺泻开来，横竖有致，很是好看。母亲织毛衣就像键盘上的盲打，心到手到，手到事成，睁着眼和闭着眼有意识无意识编织都是一个样，编织毛衣被母亲幻化成一种神奇的艺术。

  母亲来到乡下以后，再也没有回城探过亲。母亲的前夫是航运公司的职工，经常驾驭大船下常德抵洞庭，一去就是十日半月，若遇风浪大船遭险，一两个月也难回家一趟。母亲受不了聚少离多的煎熬，毅然绝然地跟着父亲走了。当初母亲和父亲相恋，外公外婆跳脚反对。母亲痴情难返，抛却亲情来到乡下，以致后来外公、外婆去世，母亲也不敢去送葬。每当外公外婆的忌日，母亲总会朝着东南方向，烧几沓纸钱，插几炷香，嘴皮一阵翕动，像在祈祷，又像在忏悔。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簌簌地掉了下来。

  母亲只活了67岁，2009年夏天她得了癌症。母亲临死前拉着我手说，当年她跟着我父亲跑到乡下，不知是对还是错，但与外公外婆天涯阻隔，老死不相往来，以致生不能尽孝，死不能守灵，绝对是个错。这过错今生今世是无法弥补了，只待来生再向父母叩头谢罪了。她死后骨灰务必请送到城里去，埋在外公外婆的身旁，她无论生死都是父母的女儿，躺在父母的怀里，才是永久的安宁。

  但母亲的夙愿未能实现——父亲霸蛮不准把母亲的遗体送去火化，坚持要把母亲埋在乡下。父亲说，母亲生是乡下人死是乡下鬼，他生生死死离不开母亲，他百年归世时要和母亲埋在一起。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会同县高椅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