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较为新鲜的概念，“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一直与美国的AP课程相提并论，并被一些教育人士寄希望于促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那么，先修课究竟如何发挥作用？该怎样评价先修课课程？在升学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对于方兴未艾的先修课程建设，究竟能走多远，发挥多大效应，我们且拭目以待。

  大学先修课：且行且思考

  对于很多中国学生、家长来说，大学先修课（Advanced Placement，缩写AP）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尤其是在“减负”的口号下，先修课倡导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提前修一些大学课程的想法，在很多人看起来更是没有说服力。

  然而，先修课却实实在在地在美国持续开展了50多年，成为拔尖创新人才课程衔接的“走廊”。

  近年来，先修课进入中国师生的视野。日前，由中国教育学会推出的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简称CAP）试点项目在京启动，CAP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00所优质高中进行试点。而早前，北大已与全国部分中学合作试点开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预计在3年内建成30门左右不同学科的先修课程。

  那么，进入中国的先修课，将给人才培养带来哪些全新的认知和体会？先修课又该如何适应中国“土壤”以求生存和发展？

  给学有余力者“加餐”

  “可以说，大学想挑选一些优秀的学生加以培养，高中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进入好大学。两股力量的汇合，促成了先修课的开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但是，想要促成这个愿望，中学和大学就要直面知识衔接不畅的硬伤——中学课堂注重教授跟高考相关的知识点，由学生兴趣主导、培养学术素养的课堂几近没有，同时中学教师也忽视了一些不在高考范围内的基础知识传授。

  “知识衔接不畅”有两个表象：一方面，在中学该学的基础知识被想当然地忽略掉，“知识断链”使大学教师不得不回头“补课”；另一方面，一些中学生早就掌握了课堂知识，只是为了尊重教师而端坐在课堂装装样子，实则浪费时间。

  然而，在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看来，两类知识衔接不畅并不能等量齐观。“按照目前科技的发展速度，完全没有必要对全部学生弥补知识断链，甚至是知识缺失，只有那些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学生才需要完整的知识基础和良好的科学素养。”

  秦春华补充，先修课为一部分学有余力、确实有兴趣、有天赋同时又肯下苦功夫的学生提供了机会，不仅弥补了知识断链，也为他们进入大学后在某一学科领域深造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对于激发中学生对于学科的兴趣和向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自主招生挂钩的无奈

  北大的先修课自公布之日起，就将自主招生与之挂钩。事实上，这也成为先修课开设的一大争议，人们很自然地把它同掐尖、功利化联想到一起。

  北大副教务长吴宝科说，如果先修课不与自主招生挂钩，可能从一开始就推广不下去，因为家长会是最先的反对者。“但是我们要避免二者纯粹挂钩，而是要把精力放在学生兴趣培养上。”

  秦春华解释，一方面，如果学生和家长没有动力参与先修课，就难以达到推动中学和大学实现“无缝衔接”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如果先修课和招生录取挂钩过于紧密，甚至成为唯一依据，如同过去的奥林匹克竞赛选手具有大学保送资格的话，大学就无法有效甄别哪些学生是确有兴趣，而哪些学生只是为了“敲门砖”而来。

  “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实现这样一种均衡效果：恰好使确有兴趣又有天赋的学生（含家长）有动力学习课程，迎接挑战；同时，也恰好使那些没有兴趣被迫学习的学生感到无利可图、成本过高而放弃。”秦春华说。

  吴宝科补充，一些学生会冲着高考加分利益而报名，同时一些中学仍采取自发报名不加甄别的形式。因此，在中学层面里，注重准入环节的设计很重要，目前与北大合作的北师大二附等中学有很好的做法。

  大学也不能做出功利性的诱导。储朝晖提醒，先修课在开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倾向是，大学不能认定哪几门课程作为先修课，以此作为自主招生加分的依据，引导学生做功利化的选择。

  “这就好比奥林匹克竞赛只有五门，一个学生专攻一门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旦形成和奥林匹克竞赛类似的‘裹挟效应’，将会严重冲击中学现行教学秩序，其后果不堪设想。”秦春华说。

  各种模式寻求突破

  先修课是由政府教育考试部门、社会专业机构“自上而下”进行，还是由大学抱团“自下而上”开展，目前尚不明朗。

  美国的AP项目得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第三方机构美国大学理事会。那么，在中国，由中国教育学会担任CAP的第三方机构又有哪些优势呢？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念鲁表示，国内的先修课不大可能由政府部门来主导，因为先修课不是教育政策制定的范畴，而属于教育服务的提供范畴。同时，相比较高校而言，中国教育学会在整合资源、组织专家上更有优势，从而保证项目的公正、公开和科学性。

  秦春华则表示，北大正在形成一种“大学与中学民主协商、平等合作、水乳交融”的模式，既没有自上而下，也没有自下而上。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以中学为主导，先修课是中学选修课体系的有机组成模块；大学为中学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先修课成绩作为大学招生综合评价体系的参考因素之一。目前，北大先修课已经向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18所高校提供了课程成绩。

  储朝晖认为，在中国，大学先修课能做的是“自上而下”推广，“自下而上”的路很难很遥远，因为学校推行先修课要获得教育部许可是一个烦琐的过程。“但‘自上而下’的模式也不是长久之计，一来行政手段开展的空间有限，二来长期下去还有一定的副作用。”他解释，指挥棒导向很可能让学生冲着功利目的学习，一旦他们进入大学，发现并非真实兴趣所在，再更改路径对学生来说是一件极不负责任的事情。

  “在尚未明确高考权重之前，先修课无论怎样设计，依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先修课怎样发挥作用？该怎样评价先修课课程？在升学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储朝晖说，“目前，在高考没有改革、学校缺少自主性的前提下，应谨慎地推行先修课。它身上的功利性目标有可能导致两种可能——一是偏离了轨道；二是学生想为跨入大学门槛创造途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功能。” （温才妃）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可行吗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一定不是面向所有学生而开设的，它只针对少数对某一门课程、某一领域最有兴趣的而且是学有余力的学生。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也许为解决当前基础教育应试倾向过重的现状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它至少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原来世界上还可以有这么一种和应试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

  2013年5月20日，北京大学成立考试研究院，并下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中心”。2013年9月14日，“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中心”组织了首次考试，并在考试结束后，将试题和学生成绩提供给部分985高校作为自主选拔录取的参考依据。一年来，“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低调、稳健、有序、高效地推进，努力在中国探索一条实现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无缝链接”的可能性路径。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推出之后，社会舆论争议很大。其中一个质疑是它会不会增加学生负担，其意暗指此举与教育部关于“减负”的政策相冲突。

  我认为，这种忧虑是对教育部“减负”政策的误读和僵化理解。首先，在进入大学之前，学生的受教育周期分布在不同阶段，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特点。“减负”政策的目的，在于减轻初级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学生的课业负担；如果到了高中阶段，仍然僵化地执行这一政策，很可能的结果是学生的“负担”的确减轻了，但教育质量也随之下降了。其次，在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形式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应试培训”模式下，学生面对的是数不清的作业和试卷，以及毫无意义的大规模重复性训练，这些的确是应当大减特减的负担；但如果学生面对的是多样化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么，这些很可能就是最快乐的事而非痛苦不堪的“负担”——哪怕这意味着也许他（她）要阅读更多的书，查找更多的资料，参加更多的活动以及更少的睡眠时间，等等。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一定不是面向所有学生而开设的，它只针对少数对某一门课程某一领域最有兴趣的而且是已经学有余力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也许为解决当前基础教育应试倾向过重的现状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它至少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原来世界上还可以有这么一种和应试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而对于部分高校和一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成绩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因素。

  社会舆论对这一课程的另一个忧虑来自它的开放性——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吗？事实上，从一开始，“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就不是北大一家的独角戏。“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中心”吸引了一大批京内外一流的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共同参与，有些课程已经在全球“慕课”平台上上线。除北大之外，清华、复旦、浙大等高校陆续在自主选拔录取中参考了先修课程成绩。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北大自始至终坚持了开放、民主、平等、协商等原则，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那么，未来高校招生时如何进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除了高考成绩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可以作为综合评价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部分高校和一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成绩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因素。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文章有删减）

  据《科学日报》、《光明日报》综合整理